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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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作踐人的尊嚴，或是要在男女差别的觀念上來一場“徹底革命”，以便加快實現偉大領袖發出的“男女都一樣”的号召。
幸虧牛鬼蛇神們給我上過一堂婦女衛生常識課，不然的話我看到女嫌疑人當我面換月經紙肯定會大驚小怪。
女嫌疑人在這裡哪顧得上羞恥，要麼将前面對着衆人，要麼将後面對着衆人，而前後兩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隻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徹底公開。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個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子，每當女嫌犯大小便時這些孩子們都從始至終觀賞到底，現在想來他們的青春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想盡快結束這一段落。
我與一些不喜歡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樣，不喜歡暴露那些丢中華民族的臉卻又不應由中華民族集體負責的事。
但我想我還有權利寫自己。
簡潔地說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來問你是誰。
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後，由一個女“工宣隊”指揮嫌犯們合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女“工宣隊”嚴厲地規定大家都必須看她指揮而她卻沒有起碼的音樂常識，大陸她在指揮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揮人的樂趣，她指揮錯了總責怪男女嫌疑人唱錯了，不時地用指揮棒敲打人頭，人頭仿佛成了她的打擊樂器，弄得人人都緊緊張張地抱着腦袋眼睛盯住她唱。
男男女女關在一起同在一個桶大小便的牢房裡卻從早到晚歌聲不斷，讓不知情的外人聽見還以為這群男女在歡快地幹什麼風流韻事。
我是母親的災星而母親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總是出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我母親每天提着飯盒給我送兩餐飯。
我吃着紅色的高粱米飯加幾條青菜和幾絲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詳地等着，仍與那天我被開除時一樣。
那幾條青萊和幾絲榨菜在紅色的高粱米飯上每一餐都擺放得符合歐陸西餐的拼盤規格。
這時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層社會的禮節，即使對兒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飯，目光鎮靜地看着在派出所進進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臨一切的氣度屍然她是這舊日官邪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對一個已三十多歲卻身敗名裂陷入囹圄又子然一身的兒子作何感想。
但我肯定這是她生産我的時候絕對沒有料到的。
當她第一次看見我帶着她的血的面孔，她一定對我的未來有非常高的期望。
而她的堅強就在于她能很平靜地對待她完全預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惡劣的命運就像接受賀卡，拆開來看看便無所謂地放在一旁。
對我被開除被勞改被群專直到被“小腳偵緝隊”抓走，她就像看嬰兒學步的媽媽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會走路似的，毫不驚慌更不責怪我。
我從來沒有聽她老人家發過一句牢騷，她實際上很希望國家富強因而很擁護革她的命的革命。
革命革得這樣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沒有料到的，但她還是無言地将這一切當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張陌生人寄來的賀卡收下。
她常在窗外囑咐我說被遣返回農場以後要盡快安置妥當，她準備來農場跟我一起過“勞動人民的生活”，她說她自小生長在水鄉所以喜歡養鴨子，如果可能的話再養一隻獵。
她非常天真地以為農場是世外桃源。
我當然不會掃她老人家的興，告訴她那裡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并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後來我才知道我所以被關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親籌錢買火車票。
所以我不同意說“文革”給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損失其實都分攤到老百姓頭上，譬如關押人要家屬送飯，遣送人要家後買票，槍斃人要家屬付子彈費等等，國家舉辦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還不如舉辦一次運動會多。
當母親湊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币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淩晨就派了四個臂膀上佩紅袖章的革命小将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車站。
那會兒大街上隻有掃街的清潔工，路過我母親住的房屋後窗我看見燈還沒有亮。
我在穿軍服紮武裝帶佩紅抽章的革命小将們的押解下悄然走過，我想讓她老人家多睡一會兒，誰知這就是我與她的最後一别。
她要到送飯時才會發現我已被遣返走了。
然後她又回到這間房裡，去想象将來養什麼樣的鴨子及什麼樣的貓。
啊！那寂寞的後窗……
幸虧牛鬼蛇神們給我上過一堂婦女衛生常識課，不然的話我看到女嫌疑人當我面換月經紙肯定會大驚小怪。
女嫌疑人在這裡哪顧得上羞恥，要麼将前面對着衆人，要麼将後面對着衆人，而前後兩面都是女性最隐秘的部位，隻好索性大大方方地徹底公開。
值得一提的是四十多名嫌犯中有七八個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子，每當女嫌犯大小便時這些孩子們都從始至終觀賞到底，現在想來他們的青春期肯定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想盡快結束這一段落。
我與一些不喜歡揭露“文革”的人士一樣，不喜歡暴露那些丢中華民族的臉卻又不應由中華民族集體負責的事。
但我想我還有權利寫自己。
簡潔地說我在臭烘烘的牢房待了五天，沒有人來提審也沒有人來問你是誰。
每天早晨男人看女人解手女人看男人解手以後，由一個女“工宣隊”指揮嫌犯們合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女“工宣隊”嚴厲地規定大家都必須看她指揮而她卻沒有起碼的音樂常識，大陸她在指揮合唱中深深享受到指揮人的樂趣，她指揮錯了總責怪男女嫌疑人唱錯了，不時地用指揮棒敲打人頭，人頭仿佛成了她的打擊樂器，弄得人人都緊緊張張地抱着腦袋眼睛盯住她唱。
男男女女關在一起同在一個桶大小便的牢房裡卻從早到晚歌聲不斷，讓不知情的外人聽見還以為這群男女在歡快地幹什麼風流韻事。
我是母親的災星而母親是我的救星，她老人家總是出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我母親每天提着飯盒給我送兩餐飯。
我吃着紅色的高粱米飯加幾條青菜和幾絲榨菜，她就在窗外安詳地等着，仍與那天我被開除時一樣。
那幾條青萊和幾絲榨菜在紅色的高粱米飯上每一餐都擺放得符合歐陸西餐的拼盤規格。
這時她仍保持着西方上層社會的禮節，即使對兒子也不盯着看我吃飯，目光鎮靜地看着在派出所進進出出的各色人等，那君臨一切的氣度屍然她是這舊日官邪的女主人。
直到今天我也想象不出她在窗外對一個已三十多歲卻身敗名裂陷入囹圄又子然一身的兒子作何感想。
但我肯定這是她生産我的時候絕對沒有料到的。
當她第一次看見我帶着她的血的面孔，她一定對我的未來有非常高的期望。
而她的堅強就在于她能很平靜地對待她完全預料不到的事，她接受惡劣的命運就像接受賀卡，拆開來看看便無所謂地放在一旁。
對我被開除被勞改被群專直到被“小腳偵緝隊”抓走，她就像看嬰兒學步的媽媽早知孩子一定要摔跤跌倒才會走路似的，毫不驚慌更不責怪我。
我從來沒有聽她老人家發過一句牢騷，她實際上很希望國家富強因而很擁護革她的命的革命。
革命革得這樣糟糕也是她老人家沒有料到的，但她還是無言地将這一切當作意外地接到了一張陌生人寄來的賀卡收下。
她常在窗外囑咐我說被遣返回農場以後要盡快安置妥當，她準備來農場跟我一起過“勞動人民的生活”，她說她自小生長在水鄉所以喜歡養鴨子，如果可能的話再養一隻獵。
她非常天真地以為農場是世外桃源。
我當然不會掃她老人家的興，告訴她那裡既有活老虎也有死老虎并且更多的是打虎的英雄。
後來我才知道我所以被關了五天是派出所等我母親籌錢買火車票。
所以我不同意說“文革”給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損失其實都分攤到老百姓頭上，譬如關押人要家屬送飯，遣送人要家後買票，槍斃人要家屬付子彈費等等，國家舉辦這次“革命”付出的成本還不如舉辦一次運動會多。
當母親湊到二十一元八角人民币在一天下午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第二天淩晨就派了四個臂膀上佩紅袖章的革命小将押送我去著名的北京火車站。
那會兒大街上隻有掃街的清潔工，路過我母親住的房屋後窗我看見燈還沒有亮。
我在穿軍服紮武裝帶佩紅抽章的革命小将們的押解下悄然走過，我想讓她老人家多睡一會兒，誰知這就是我與她的最後一别。
她要到送飯時才會發現我已被遣返走了。
然後她又回到這間房裡，去想象将來養什麼樣的鴨子及什麼樣的貓。
啊！那寂寞的後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