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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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的身份和正式工人一起勞動。
在群專隊我大小還是個領導，跟正式工人一起勞動我反而成了衆目腹腔下唯一的監督對象，革命群衆對我的寬大倒使我更加難受。
從勞改隊到群專隊再到正常社會，在我身上體現的是每況愈下，于是幾乎在我意識裡種下了“勞改情結”。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衆掌權的農場“革委會”居然批準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親，憑這件違反當時常規的事我至今仍認為即使把社會搞得再亂，人與動物還是有區别。
況且這次探親假還不是出于我的請求，隻不過大夥兒在田裡勞動時一個小“頭頭”跟我聊天聊得高興了偶然說了句：“你還是可以回家探親的嘛！”我趕忙問探親假需要什麼手續，他漫不經心地說你打個報告交給我就行了，說這話的時候還給我擠擠眼睛。
我不懂他擠眼睛的意思，我觀察他并沒有擠眼睛的習慣，可是他為什麼偏偏說這話時向我擠眼睛？他的動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長時間，想搞清楚他有什麼暗示或弦外之音。
待我若幹年後神經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無意義的思索。
探親假的報告很快便獲得批準。
我隻有三十幾塊人民币就爬上火車。
這點錢還是“叛特反資”們湊起來借給我的。
在勞改隊我曾聽說現在坐火車不要錢，可是上了火車才知道“大串聯”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一節節車廂像拎着腸子持油似的查流竄分子和不喜歡買車票的“知青”，可見待在勞改隊群專隊聽到的消息總是栅搬來遲。
但我雖然沒有錢卻有“青春期”，列車員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裡鐵路我乘了七天火車也終于到達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費的候車室。
有“青春期”的好處就是沒有錢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請讀者原諒我不寫我怎樣與母親見面。
在我另一部題為（習慣死亡）的小說中我曾有過一點點叙述，即便在那本書裡我也不願寫得太多。
我與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對于自己來說最珍貴的東西留給自己。
一個作家總要有完全屬于個人的私有精神财産；在一生的情感與一生的遭遇中，有些東西是和自己整個生命緊緊相連的。
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營養。
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來出賣，說明他已江郎才盡、即将枯萎了。
我大半生經曆的生活已經豐富得過于沉重，我的母親是我利用這些豐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動力。
現在我将我母親抱着我的照片懸挂在書房的牆上，她的微笑鼓勵着我不斷寫下去。
她從一個貴婦人淪落為在街頭靠手工編織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終保持着高雅的風度。
我想，隻有受過舊社會高等教育的婦女才經得住人生的反複折磨。
她雖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卻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即使變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貴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專門留給後人瞻仰那過去的永不複返的時光，并且時間越往後越會放射出古典的光澤而日久彌新。
她老人家和我剛在一起過了三天愉快的天倫之樂我就被“小腳偵緝隊”抓去。
我以為“小腳偵緝隊”這個詞語應列為中國“文革”詞典中重要的條目之一，那是無孔不入的專制統治下的一個範例。
一群大字不識的“居委會”老婦少婦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權抓任何她們認為可疑的人，而那時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斷抓不勝抓，迫使她們像會說話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興緻勃勃地挨家挨戶搜查。
抓住後就交給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們的總部又負責收集她們的捕獲物。
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來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在一起，首創了世界監獄史上男女混合關監的紀錄。
關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兩進華麗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員的官邪。
這應該是集中體現中國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裡派出所隻撥出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關進四十多名男女。
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個馬口鐵桶裡排洩大小便，滿了後才讓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進後院的廁所。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為房屋緊張還是有意如此安排
在群專隊我大小還是個領導，跟正式工人一起勞動我反而成了衆目腹腔下唯一的監督對象，革命群衆對我的寬大倒使我更加難受。
從勞改隊到群專隊再到正常社會，在我身上體現的是每況愈下，于是幾乎在我意識裡種下了“勞改情結”。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革命群衆掌權的農場“革委會”居然批準我回北京看望我的母親，憑這件違反當時常規的事我至今仍認為即使把社會搞得再亂，人與動物還是有區别。
況且這次探親假還不是出于我的請求，隻不過大夥兒在田裡勞動時一個小“頭頭”跟我聊天聊得高興了偶然說了句：“你還是可以回家探親的嘛！”我趕忙問探親假需要什麼手續，他漫不經心地說你打個報告交給我就行了，說這話的時候還給我擠擠眼睛。
我不懂他擠眼睛的意思，我觀察他并沒有擠眼睛的習慣，可是他為什麼偏偏說這話時向我擠眼睛？他的動作使我苦苦思索了很長時間，想搞清楚他有什麼暗示或弦外之音。
待我若幹年後神經正常了，才知道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以上的動作是無意識的，因而世界上也有一半以上的思索是無意義的思索。
探親假的報告很快便獲得批準。
我隻有三十幾塊人民币就爬上火車。
這點錢還是“叛特反資”們湊起來借給我的。
在勞改隊我曾聽說現在坐火車不要錢，可是上了火車才知道“大串聯”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一節節車廂像拎着腸子持油似的查流竄分子和不喜歡買車票的“知青”，可見待在勞改隊群專隊聽到的消息總是栅搬來遲。
但我雖然沒有錢卻有“青春期”，列車員不停地将我查下去我不停地向上爬，一千多公裡鐵路我乘了七天火車也終于到達北京，有六晚上都是睡在免費的候車室。
有“青春期”的好處就是沒有錢也能跑遍世界。
下面要請讀者原諒我不寫我怎樣與母親見面。
在我另一部題為（習慣死亡）的小說中我曾有過一點點叙述，即便在那本書裡我也不願寫得太多。
我與我那位死去的好友相似，要把對于自己來說最珍貴的東西留給自己。
一個作家總要有完全屬于個人的私有精神财産；在一生的情感與一生的遭遇中，有些東西是和自己整個生命緊緊相連的。
那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生命的根系，如果将根暴露在外面，我便不能再很好地吸收土壤中的營養。
哪一位作家如果把根系刨出來出賣，說明他已江郎才盡、即将枯萎了。
我大半生經曆的生活已經豐富得過于沉重，我的母親是我利用這些豐富得沉重的生活的動力。
現在我将我母親抱着我的照片懸挂在書房的牆上，她的微笑鼓勵着我不斷寫下去。
她從一個貴婦人淪落為在街頭靠手工編織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終保持着高雅的風度。
我想，隻有受過舊社會高等教育的婦女才經得住人生的反複折磨。
她雖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卻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即使變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貴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專門留給後人瞻仰那過去的永不複返的時光，并且時間越往後越會放射出古典的光澤而日久彌新。
她老人家和我剛在一起過了三天愉快的天倫之樂我就被“小腳偵緝隊”抓去。
我以為“小腳偵緝隊”這個詞語應列為中國“文革”詞典中重要的條目之一，那是無孔不入的專制統治下的一個範例。
一群大字不識的“居委會”老婦少婦居然在堂堂的首都有權抓任何她們認為可疑的人，而那時可疑的人又源源不斷抓不勝抓，迫使她們像會說話的警犬似的白天黑夜興緻勃勃地挨家挨戶搜查。
抓住後就交給派出所，派出所既是她們的總部又負責收集她們的捕獲物。
而堂堂首都的派出所竟然将被抓來的男男女女可疑者不分青紅皂白地關押在一起，首創了世界監獄史上男女混合關監的紀錄。
關我的派出所位于北京最繁華的區域，兩進華麗的四合院原先是清代一品大員的官邪。
這應該是集中體現中國城市文明的地方，可是在偌大的院子裡派出所隻撥出一間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關進四十多名男女。
四十多名男女嫌犯都往一個馬口鐵桶裡排洩大小便，滿了後才讓值班的嫌犯提出去倒進後院的廁所。
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派出所是因為房屋緊張還是有意如此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