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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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規模不小的賓
館裡，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
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着古人來誘惑我，而 我還是貪圖了方便。
一方便，也就丢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随之丢棄了它對世 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麼？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
他們隻憑着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
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遊廬山的日記， 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
且抄幾段： 朝晴涼适，可着小棉。
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馑也。
西輔戲采南瓜 葉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 味。
冷，而竟日。
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
問安用此， 曰，勺豆入口逸于著。
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 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于如此。
宗慧試采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
苟非入山既深， 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遊廬山的實際生活。
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 得其樂地開着文绉绉的玩笑。
在遊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 有學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
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 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 原來是個知名文人。
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遊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 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遊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 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遊山也很不輕松，因此，廬山的行旅總 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
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
我藏有一 部佛學名著《名山遊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 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隻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
至于牯嶺，還“荊棘少人行”。
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 景象就大不一樣了。
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 并設醫院，利濟貧民。
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衆， 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 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
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 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嶺的别墅、商市、街道。
總的說來， 這兒已不是中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雲：“隻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但如今雲霧飄散開去， 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
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 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築路造房的号子聲。
他從這号 子裡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号子傳達給讀 者。
讀着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号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别墅，這 号子在驅逐着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
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 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
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 個名字便出現于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産生于廬山。
密密層層的雲 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 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 眼神。
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于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 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于
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着古人來誘惑我，而 我還是貪圖了方便。
一方便，也就丢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随之丢棄了它對世 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麼？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
他們隻憑着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
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遊廬山的日記， 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
且抄幾段： 朝晴涼适，可着小棉。
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馑也。
西輔戲采南瓜 葉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 味。
冷，而竟日。
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
問安用此， 曰，勺豆入口逸于著。
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 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于如此。
宗慧試采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
苟非入山既深， 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遊廬山的實際生活。
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 得其樂地開着文绉绉的玩笑。
在遊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 有學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
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 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 原來是個知名文人。
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遊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 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遊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 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遊山也很不輕松，因此，廬山的行旅總 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
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
我藏有一 部佛學名著《名山遊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 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隻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
至于牯嶺，還“荊棘少人行”。
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 景象就大不一樣了。
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 并設醫院，利濟貧民。
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衆， 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 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
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 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嶺的别墅、商市、街道。
總的說來， 這兒已不是中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雲：“隻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但如今雲霧飄散開去， 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
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 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築路造房的号子聲。
他從這号 子裡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号子傳達給讀 者。
讀着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号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别墅，這 号子在驅逐着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
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 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
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 個名字便出現于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産生于廬山。
密密層層的雲 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 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 眼神。
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于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 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