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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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重 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誇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

     難道真是這樣了?我隻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楞楞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

    待對方報 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話筒站起身來:那是我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 尼先生。

    他在電話中說,30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年 片送給他。

    那張賀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補畫一 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将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

    那時候,中 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隐藏着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 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

    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 依然學者林立。

    我的英語老師孫珏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即便在 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

    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就在 舊書店裡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麼原因躲在中學裡當個語 文教師。

    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引得外校教 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

    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内容越講越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别 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分尴尬。

    我在心中抱怨: 穆尼老師,你明知有那麼多人聽課,向我提這麼難的問題為什麼不事先打個招呼呢? 後來終于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

    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 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憑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乎都 受着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日子過得很不順心。

    到放寒假,終于有了主意,全班同 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

    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隻能 湊幾張白紙自己繪制,然後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

    說好了,什麼也不能吃老 師家的,怯生生地敲開門,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嗫嚅他說上幾句就走。

    老師不 少,走得渾身冒汗,節日的街道上,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制賀年片。

    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總該是他畫得多 一點,我負責寫字。

    不管畫什麼,寫什麼,也超不出10多歲的中學生的水平。

    但是, 就是那點稚拙的塗劃,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把30年的歲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齊,已是一位知名的書畫家,在一家美術出版社供職。

    我曾看到書法 選集乃至月曆上印有他的作品。

    畫廊上也有他的畫展。

    當他一聽到穆尼老師的要求, 和我一樣,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選出一張上好宣紙,恭恭敬敬畫上一幅賀歲清 供,然後迅速送到我的學院。

    我早已磨好濃濃一硯墨,在畫幅上端滿滿寫上事情的 始末,蓋上印章,再送去精細裱裝。

    現在,這卷書畫已送到穆尼老師手上。

     老師,請原諒,我們已經忘記了30年前的筆墨,失落了那番不能複制的純淨, 隻得用兩雙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給你。

     在你面前,為你執筆,我們頭上的一切名号、頭銜全都抖落了,隻剩下兩個赤 誠的學生。

    隻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超拔煩嚣,感悟到某種跨越時空的人間至 情。

     憑借着這種至情,我有資格以30年前的中學生的身份對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說: 記住,你們或許已在創造着某種永恒。

    你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會後 悔,有一些卻有穿越幾十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