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悶
關燈
小
中
大
悶的年代做比較。
我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有兩件事：一是破讀了甲骨文，二是推廣了白話文。
也許有人會說還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啟蒙。
這固然作用很大，開一代風氣之先，但在文化的意義上隻是“西學東漸”，就像當時開辦西式學堂和西式醫院一樣，具有重要的移植意義，卻不具備太多屬于中華文化本體的創造意義。
破讀甲骨文，确實不容易。
我在《發現殷墟》一文中曾經詳細地論述過，這是清代考據學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科學思維，再加上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學者的學術責任和傑出才情，熔鑄而成的一個驚世文化成果。
連孔子也無緣見到的甲骨文，卻在幾千年後被快速破讀，随之商代被透析、《史記》被證實，這實在是中國現代文化人在學術能力上的一次大檢閱。
正是由于這種學術能力，中華文明又一次首尾相銜，構成一個充滿力度的圓環結構。
推廣白話文，更是意義重大。
這是一個悠久文明為了面對現代、面對國際、面對民衆，決心從技術層面上推陳出新的宣言。
其間當然包含着嚴重的文化沖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傳統文化的承擔者，因此又必然隐伏着激烈的内心沖突。
但是，出乎意料，這麼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
由學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寫出實例，由出版家弘揚傳播，在社會動蕩的不良條件下，使用了幾千年的話語書寫方式，在那麼大的國度内全盤轉向現代，這就為後來一切新教育、新學科、新思維的進入創造了條件。
這中間事情很多。
例如要從日常口語中提煉出白話文語法，要規範讀音和字形，要創造一些與現代交流有關的新字新詞，又要把這一切與中國傳統語文接軌。
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艱苦摸索。
他們沒有什麼行政權力，隻能用各種“建議文本”讓人們選擇和讨論。
這個過程那麼斯文又那麼有效，證明中華文化還有能力面對自身的巨大變革。
其實，這個過程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傳統語文的當代化還遇到一系列問題，例如，如何進一步減少古代文本的異讀，如何進一步汲取當代生活用語、世界各華人圈的不同習慣用語、被公衆化了的文學創作用語、被重新喚醒的各地方言用語等。
好在，有過一百年前推廣白話文的成功經驗，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進。
那種以“語文判官”的形象來阻止這一過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總之，由于破讀了甲骨文和推廣了白話文，有效增強了中華文化對于古代和未來的雙重自信，這兩件事從兩端疏浚了中華文化的千古經脈，因此我要給予高度評價。
除了這兩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關注。
作家，整體水平較低。
相比之下，魯迅不錯，因為他最早用小說觸及國民性，是一種國際觀照，宏大而沉痛。
可惜，他的小說寫得太少了。
此外，沈從文在對鄉土和生命關系的描寫上，表現出了比較純淨的文學性。
公衆知識分子，可推嚴複、康有為、梁啟超、胡适。
他們宏觀地研究了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異同，寫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啟蒙意義。
并且，他們又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很不習慣的方式到處傳播。
可惜，這種秉承宏觀大道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還是太少。
更多的知識分子成了專家化的存在，放棄了在公衆領域的精神責任。
他們四位都是不錯的曆史學家。
除了他們，我認為還有兩位傑出的曆史學家不應該忘記，那就是王國維和陳寅恪。
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我對張謇投以特别的尊敬。
他是清光緒狀元，熟知中國傳統文化，卻又全方位地創建從教育到實業的一系列近代文明。
他所創建的實業，橫跨紡織、輪船、鐵路、墾牧、冶金、電燈、石粉、鹽務等多種門類，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
他完全摒棄了中國知識分子尚空論、尚複古、尚艱澀、尚激憤、尚孤雅的頑疾，把家鄉南通當做一片試驗田，切實地展示了一條将國際化和中國化融為一體的可行之路。
他的這一系列行為，在文化更新的意義上，非同小可。
與他相比，周圍知識分子中哪怕是最正經、最用功的那些人，也還是在忙着诠釋、校訂、訓诂，而幾乎沒有像樣的創建。
即便是比較出名的那幾位，也沒有一個觀念、一個結論、一個警句，被人們記得，并稍稍推動社會進步。
這種整體無效狀态，實在讓人喟歎。
中國近代人文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令人吃驚的常見病，那就是習慣于作“逆向扮演”。
他們把古代哲學中相反相成的渦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機巧層面，往往用極端的方式扮演各種角色，又輕易地滑到另一極端，還是在扮演。
例如，不少沉溺“國學”極深的人，可以在國運危殆之時輕易棄“國”，成為漢奸，像羅振玉、鄭孝胥、周作人、梁鴻志、胡蘭成等等都是如此。
後來，那些在極左時期制造災難的文人，轉眼也會變成追查災難的“鬥士”，兩頭都扮演得慷慨激昂。
直到今天，不少在傳媒上最具攻擊性的文人仍然喜歡“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後矛盾。
這種情況，在國際知識界很難找到可類比的群體，當然，也嚴重貶低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整體形象。
為什麼會這樣？曆史證明，有兩種源遠流長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負面的集體人格。
一為科舉症候群，二為小人症候群。
它們都是正面文化的連帶物，很難徹底割斷，因此一直影響到現代，成為中國文化的障礙，中國文脈的天敵。
因此，我不能不用《十萬進士》、《大地小人》兩篇長文來細加論述，作為本書的結束。
我認為，中國近代以來在文化上最值得肯定的有兩件事：一是破讀了甲骨文，二是推廣了白話文。
也許有人會說還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新思想的啟蒙。
這固然作用很大，開一代風氣之先，但在文化的意義上隻是“西學東漸”，就像當時開辦西式學堂和西式醫院一樣，具有重要的移植意義，卻不具備太多屬于中華文化本體的創造意義。
破讀甲骨文，确實不容易。
我在《發現殷墟》一文中曾經詳細地論述過，這是清代考據學派的功力，加上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科學思維，再加上以王國維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學者的學術責任和傑出才情，熔鑄而成的一個驚世文化成果。
連孔子也無緣見到的甲骨文，卻在幾千年後被快速破讀，随之商代被透析、《史記》被證實，這實在是中國現代文化人在學術能力上的一次大檢閱。
正是由于這種學術能力，中華文明又一次首尾相銜，構成一個充滿力度的圓環結構。
推廣白話文，更是意義重大。
這是一個悠久文明為了面對現代、面對國際、面對民衆，決心從技術層面上推陳出新的宣言。
其間當然包含着嚴重的文化沖突，而站在革新一方的代表，本身也是傳統文化的承擔者，因此又必然隐伏着激烈的内心沖突。
但是，出乎意料，這麼大的事情居然也快速完成。
由學者登高一呼，由作家寫出實例，由出版家弘揚傳播，在社會動蕩的不良條件下，使用了幾千年的話語書寫方式，在那麼大的國度内全盤轉向現代，這就為後來一切新教育、新學科、新思維的進入創造了條件。
這中間事情很多。
例如要從日常口語中提煉出白話文語法，要規範讀音和字形，要創造一些與現代交流有關的新字新詞，又要把這一切與中國傳統語文接軌。
這些事，全由一些文人在艱苦摸索。
他們沒有什麼行政權力，隻能用各種“建議文本”讓人們選擇和讨論。
這個過程那麼斯文又那麼有效，證明中華文化還有能力面對自身的巨大變革。
其實，這個過程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傳統語文的當代化還遇到一系列問題，例如，如何進一步減少古代文本的異讀，如何進一步汲取當代生活用語、世界各華人圈的不同習慣用語、被公衆化了的文學創作用語、被重新喚醒的各地方言用語等。
好在，有過一百年前推廣白話文的成功經驗，這一切都有可能在探索中推進。
那種以“語文判官”的形象來阻止這一過程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總之，由于破讀了甲骨文和推廣了白話文，有效增強了中華文化對于古代和未來的雙重自信，這兩件事從兩端疏浚了中華文化的千古經脈，因此我要給予高度評價。
除了這兩件大事外，也有一些人物值得關注。
作家，整體水平較低。
相比之下，魯迅不錯，因為他最早用小說觸及國民性，是一種國際觀照，宏大而沉痛。
可惜，他的小說寫得太少了。
此外，沈從文在對鄉土和生命關系的描寫上，表現出了比較純淨的文學性。
公衆知識分子，可推嚴複、康有為、梁啟超、胡适。
他們宏觀地研究了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異同，寫了不少重要著作，具有啟蒙意義。
并且，他們又以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很不習慣的方式到處傳播。
可惜，這種秉承宏觀大道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還是太少。
更多的知識分子成了專家化的存在，放棄了在公衆領域的精神責任。
他們四位都是不錯的曆史學家。
除了他們，我認為還有兩位傑出的曆史學家不應該忘記，那就是王國維和陳寅恪。
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我對張謇投以特别的尊敬。
他是清光緒狀元，熟知中國傳統文化，卻又全方位地創建從教育到實業的一系列近代文明。
他所創建的實業，橫跨紡織、輪船、鐵路、墾牧、冶金、電燈、石粉、鹽務等多種門類，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
他完全摒棄了中國知識分子尚空論、尚複古、尚艱澀、尚激憤、尚孤雅的頑疾，把家鄉南通當做一片試驗田，切實地展示了一條将國際化和中國化融為一體的可行之路。
他的這一系列行為，在文化更新的意義上，非同小可。
與他相比，周圍知識分子中哪怕是最正經、最用功的那些人，也還是在忙着诠釋、校訂、訓诂，而幾乎沒有像樣的創建。
即便是比較出名的那幾位，也沒有一個觀念、一個結論、一個警句，被人們記得，并稍稍推動社會進步。
這種整體無效狀态，實在讓人喟歎。
中國近代人文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令人吃驚的常見病，那就是習慣于作“逆向扮演”。
他們把古代哲學中相反相成的渦旋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機巧層面，往往用極端的方式扮演各種角色，又輕易地滑到另一極端，還是在扮演。
例如，不少沉溺“國學”極深的人，可以在國運危殆之時輕易棄“國”，成為漢奸，像羅振玉、鄭孝胥、周作人、梁鴻志、胡蘭成等等都是如此。
後來，那些在極左時期制造災難的文人，轉眼也會變成追查災難的“鬥士”，兩頭都扮演得慷慨激昂。
直到今天，不少在傳媒上最具攻擊性的文人仍然喜歡“逆向扮演”，完全不在乎言行不一、内外分裂、前後矛盾。
這種情況，在國際知識界很難找到可類比的群體，當然，也嚴重貶低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整體形象。
為什麼會這樣？曆史證明，有兩種源遠流長的文化症候，塑造了負面的集體人格。
一為科舉症候群，二為小人症候群。
它們都是正面文化的連帶物，很難徹底割斷，因此一直影響到現代，成為中國文化的障礙，中國文脈的天敵。
因此，我不能不用《十萬進士》、《大地小人》兩篇長文來細加論述，作為本書的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