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亂麻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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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死在釣魚城下，蒙古帝國産生了由誰繼位的問題，緻使當時正在歐洲前線并很快就要進攻埃及的蒙古軍隊萬裡回撤。
從此蒙古帝國分化，軍事方略改變，世界大勢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條路。
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減少了血腥氣。
因此有人說：“釣魚城獨釣中原，四十年改變世界。
” 釣魚城保衛戰為什麼能堅持那麼久？曆史會記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決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軍政的餘玠。
他針對蒙古騎兵的弱點，制定了守踞山險、以逸待勞、多用夜襲、嚴控糧食等重要方針，并且安排當地民衆在戰争的同時繼續從事耕作諸業。
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克敵制勝的完整良策。
可惜餘玠在指揮這場戰争的十年之後，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
後來的守将繼續堅持他的方針，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韓國餘氏宗親會的老者找到我，說他們的先祖是在宋朝時派到韓國去的高官。
我笑了，指了指我身邊的助理金克林，說他的祖先是明朝時從韓國到中國傳教來的教士。
我說，人們的遷徙每每超越國界，但有一些人應該被不同源流、不同國家的人共同記住。
宋代的餘玠就是一位，他是我們餘家稀有的驕傲，因為在中國曆史上，餘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釣魚城關門那麼久，也畢竟有打開城門的一天。
這是大勢所緻，隻能如此。
全國隻剩下這座孤城，繼續抵抗已失去任何軍事意義。
最後一位主帥王立得知，如果元軍破城，城中十幾萬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殺，而如果主動開門，就可以避免這個結果。
在個人名節和十幾萬生命這架天平上，王立選擇了後者。
元軍也遵守承諾，沒有屠城。
一個月後，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滅了。
隻有一個人還保持着不可覆滅的氣節，那就是文天祥。
他是狀元、學者、詩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後的展示。
元朝統治者忽必烈對他十分敬佩，通過各種途徑一再請他出任宰相，并答應元朝以儒學治國。
但文天祥說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隻想舍生求義。
由于文天祥的堅持，民間就有人借各種名目起義，準備劫獄救出文天祥。
這對建立不久的元朝構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
忽必烈親自出面勸說文天祥不成，隻得一再長歎：“好男兒，不為我用，殺之太可惜！”文天祥剛就義，忽必烈的阻殺诏旨趕到，卻已經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給世間的絕筆書是這樣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原來，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個實行儒學的文化行為。
中國文化一旦沉澱為人格，經常會出現這種奇崛響亮的生命形象。
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見。
八 按照中國曆來情緒化的黑白思維，文天祥的舍生求義很容易給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記。
其實，曆史永遠以一種簡單的外貌掩飾着一種複雜的本質。
民衆要求簡單，勾畫出一個個“易讀文本”，并且由此拒絕複雜。
這實在是人們的一大誤區。
民衆不願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實的。
例如，文天祥就義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對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當時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離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曆史隻要到了這種讓兩個傑出男子毫無個人情緒地默默對峙的時分，總是立即變得十分深刻，每個時辰都有萬鈞之力。
中國人的曆史觀，實在被那種故事化的淺薄深深毒害了，已經難于品味這種互相激賞中的生死對立，已經無法體驗這種相顧無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過文天祥之後，立即做出這樣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傑出的統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優秀得多；元朝是一個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國真正地回歸于統一，而且是一種更加擴大、更為有效、更不封閉的統一。
元朝社會的實際情況，說起來太長，我隻想借用兩副外來的客觀目光。
一位是馬可·波羅。
他在元朝初期漫遊中國，看到處處繁榮精彩。
對于曾經作為南宋首都、照理應該被破壞得最為嚴重的臨安，他描寫得非常周全細緻。
最後的結論是：“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
”須知，他的家鄉是素以美麗著稱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臨安在改朝換代之際雖然遭到破壞，卻還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貴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歐洲傳教士魯布魯乞，他早于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他的叙述從另外一個更深入的文化層面上告訴我們宋代留下了什麼樣的文明生态。
魯布魯乞眼中的中國是這樣的： 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征。
在歐洲常見的争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
忠厚是随處可見的高貴品質。
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并沒有人會偷竊。
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着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
糧食雖然時常匮乏，但他們對于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
讀着這樣的記載，我有點汗顔，相信很多同胞也會如此。
宋代經過了多少戰禍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這樣，真該為我們的祖先叫好。
我希望曆史學家們不要再為宋代終于被元代取代而繼續羞辱它了。
真的，它沒有那麼糟糕，在很多方面，比我們今天還好。
忽然想起幾年前上海博物館展出《清明上河圖》真迹時的情景。
消息傳出，世界各地很多華人紛紛飛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則天天連續幾小時排着看不到頭的長隊。
熱鬧的街市間，隻見當代中國人慢慢移動着，走向張擇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
恍惚間，畫外的人與畫内的人漸漸聯結起來了，邁着同樣從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約着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觀看的。
長長的隊伍中有人在說，幾位九旬老人，兩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間。
博物館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員找到這些老人和病人，請他們先行入場。
沒想到，他們都拒絕了。
他們說，看《清明上河圖》，就應該恭恭敬敬地站那麼久；我們來日無多，更要抓住這恭敬的機會。
前前後後的排隊者聞之肅然。
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
從此蒙古帝國分化，軍事方略改變，世界大勢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條路。
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減少了血腥氣。
因此有人說：“釣魚城獨釣中原，四十年改變世界。
” 釣魚城保衛戰為什麼能堅持那麼久？曆史會記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決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軍政的餘玠。
他針對蒙古騎兵的弱點，制定了守踞山險、以逸待勞、多用夜襲、嚴控糧食等重要方針，并且安排當地民衆在戰争的同時繼續從事耕作諸業。
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克敵制勝的完整良策。
可惜餘玠在指揮這場戰争的十年之後，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
後來的守将繼續堅持他的方針，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韓國餘氏宗親會的老者找到我，說他們的先祖是在宋朝時派到韓國去的高官。
我笑了，指了指我身邊的助理金克林，說他的祖先是明朝時從韓國到中國傳教來的教士。
我說，人們的遷徙每每超越國界，但有一些人應該被不同源流、不同國家的人共同記住。
宋代的餘玠就是一位，他是我們餘家稀有的驕傲，因為在中國曆史上，餘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釣魚城關門那麼久，也畢竟有打開城門的一天。
這是大勢所緻，隻能如此。
全國隻剩下這座孤城，繼續抵抗已失去任何軍事意義。
最後一位主帥王立得知，如果元軍破城，城中十幾萬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殺，而如果主動開門，就可以避免這個結果。
在個人名節和十幾萬生命這架天平上，王立選擇了後者。
元軍也遵守承諾，沒有屠城。
一個月後，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滅了。
隻有一個人還保持着不可覆滅的氣節，那就是文天祥。
他是狀元、學者、詩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後的展示。
元朝統治者忽必烈對他十分敬佩，通過各種途徑一再請他出任宰相，并答應元朝以儒學治國。
但文天祥說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隻想舍生求義。
由于文天祥的堅持，民間就有人借各種名目起義，準備劫獄救出文天祥。
這對建立不久的元朝構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
忽必烈親自出面勸說文天祥不成，隻得一再長歎：“好男兒，不為我用，殺之太可惜！”文天祥剛就義，忽必烈的阻殺诏旨趕到，卻已經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給世間的絕筆書是這樣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原來，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個實行儒學的文化行為。
中國文化一旦沉澱為人格，經常會出現這種奇崛響亮的生命形象。
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見。
八 按照中國曆來情緒化的黑白思維，文天祥的舍生求義很容易給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記。
其實，曆史永遠以一種簡單的外貌掩飾着一種複雜的本質。
民衆要求簡單，勾畫出一個個“易讀文本”，并且由此拒絕複雜。
這實在是人們的一大誤區。
民衆不願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實的。
例如，文天祥就義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對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當時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離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曆史隻要到了這種讓兩個傑出男子毫無個人情緒地默默對峙的時分，總是立即變得十分深刻，每個時辰都有萬鈞之力。
中國人的曆史觀，實在被那種故事化的淺薄深深毒害了，已經難于品味這種互相激賞中的生死對立，已經無法體驗這種相顧無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過文天祥之後，立即做出這樣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傑出的統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優秀得多；元朝是一個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國真正地回歸于統一，而且是一種更加擴大、更為有效、更不封閉的統一。
元朝社會的實際情況，說起來太長，我隻想借用兩副外來的客觀目光。
一位是馬可·波羅。
他在元朝初期漫遊中國，看到處處繁榮精彩。
對于曾經作為南宋首都、照理應該被破壞得最為嚴重的臨安，他描寫得非常周全細緻。
最後的結論是：“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
”須知，他的家鄉是素以美麗著稱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臨安在改朝換代之際雖然遭到破壞，卻還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貴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歐洲傳教士魯布魯乞，他早于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他的叙述從另外一個更深入的文化層面上告訴我們宋代留下了什麼樣的文明生态。
魯布魯乞眼中的中國是這樣的： 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征。
在歐洲常見的争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裡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
忠厚是随處可見的高貴品質。
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并沒有人會偷竊。
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着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
糧食雖然時常匮乏，但他們對于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
讀着這樣的記載，我有點汗顔，相信很多同胞也會如此。
宋代經過了多少戰禍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這樣，真該為我們的祖先叫好。
我希望曆史學家們不要再為宋代終于被元代取代而繼續羞辱它了。
真的，它沒有那麼糟糕，在很多方面，比我們今天還好。
忽然想起幾年前上海博物館展出《清明上河圖》真迹時的情景。
消息傳出，世界各地很多華人紛紛飛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則天天連續幾小時排着看不到頭的長隊。
熱鬧的街市間，隻見當代中國人慢慢移動着，走向張擇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
恍惚間，畫外的人與畫内的人漸漸聯結起來了，邁着同樣從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約着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觀看的。
長長的隊伍中有人在說，幾位九旬老人，兩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間。
博物館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員找到這些老人和病人，請他們先行入場。
沒想到，他們都拒絕了。
他們說，看《清明上河圖》，就應該恭恭敬敬地站那麼久；我們來日無多，更要抓住這恭敬的機會。
前前後後的排隊者聞之肅然。
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