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 幹杯吧，托瑪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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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瘦了……隻流下這九月靜靜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陽裡半醒半寐讓我從從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讓我回江南……究竟有幾個劫後的老人還靠在運河的小石橋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飯呢？
原來想葬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詩人，突然發現故鄉已全非舊時，而那自己一向無意當做家的地方其實才是真正可以擁有的家。
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沖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标天旋地轉起來；他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 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餘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能稱之為幸運。
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
他們在邊緣掙紮，掙紮着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
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
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刹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
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
其實都是死，死于遺忘或死于記憶是一回事。
你目瞪口呆地看着，這世界日日從你身邊滑過，在衆目睽睽下失傳。
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
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
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餘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舊夢是保”。
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西湖夢尋》七十二則，對自己、對别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于孤絕，漸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
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匮書》？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豔》？如果不是為了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于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
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诠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
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
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将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裡不可承受的輕…… 譯本 我？ 我沒什麼好抱怨的。
我是說，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
我不必對着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着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别快。
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别溫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
可是，在十萬八千裡外的那裡，我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
那是一股澎湃洶湧激蕩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卷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于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廳裡吃飯。
吃飯就免不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政争。
一個模棱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
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
我站在街頭，看見木棉花從樹梢落下，“噗”一聲打在柏油路面。
這是汽車橫沖直撞的大馬路，熱騰騰噴着油味的引擎轟轟響着，我竟然聽見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聲音。
或許我以為我聽見了？穿過馬路，走向大安公園。
一個遊行的隊伍正橫過馬路，搖旗呐喊着；旗子被幾輛龐大的公車遮住，看不清上頭的字。
大安公園的人行道上種着一種矮矮的灌木，顯然是接木的品種，同一株灌木上竟然開着藍花與白花，看起來異樣地美麗，卻也透着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
我蹲下來，細細地看着那纖巧的花瓣。
遊行隊伍走到哪裡去了？竟然沒注意。
走在藍白小花相間的人行道上。
一個人走着，沒碰見熟人，也沒被碰見。
鞋跟在紅磚路上清脆地敲着。
走着走着，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這個意識一定有醍醐灌頂的沖擊力，詩人的價值坐标天旋地轉起來；他所處的邊緣竟然形成了一個始料所未及的嶄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憶 不是每個人都和托瑪斯·曼或餘光中那樣幸運——如果我們能稱之為幸運。
許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
他們在邊緣掙紮，掙紮着不要陷入徹底的、最終的失憶。
把這種面臨深淵的恐怖和恐懼表達得最透徹的，正在流浪的楊煉是其中之一。
……記憶把你竄改了。
雖然緊閉指縫，臉還是從你必須“記住”的一刹那開始融化，點點滴滴流走。
你越努力要記住昨天，就越徹底地失去今天。
其實都是死，死于遺忘或死于記憶是一回事。
你目瞪口呆地看着，這世界日日從你身邊滑過，在衆目睽睽下失傳。
現在你真的怕，怕記憶…… 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詩，彼此近親繁殖…… 你在你自己的書寫中失傳了。
不能不又想起張岱。
他回到令他魂牽夢繞的西湖，看見“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急急走避，不再回首。
他決定死守在他的邊緣，“而今而後，餘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舊夢是保”。
舊時西湖和與西湖絲絲相連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為了不失去對這中心的記憶，他寫《西湖夢尋》七十二則，對自己、對别人，證明某一個價值、某一個意義的存在。
楊煉卻在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中發現，放逐者的詩，因為處于孤絕，漸漸要失去他對記憶的殘存的掌握，已經開始近親繁殖！當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時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經掏空了意義。
詩人面對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虛無。
可是，書寫本身不就是一個抵抗的姿勢？如果不是為了肯定自我，怎麼會有屈原的《離騷》？如果不是為了保存記憶，怎麼會有張岱的《石匮書》？如果不是為了拒絕失憶，白先勇怎麼會寫《永遠的尹雲豔》？如果不是為了克服失語，葉石濤怎麼會活到今天寫《台灣文學史綱》？大陸的大牆文學、傷痕文學的作者們，哪一個不是當年消沉困頓、岌岌于深淵邊緣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獨的邊緣，起先沉默，而後失語，最後失憶，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遺忘。
有的人卻因為抵抗失憶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給予邊緣新的诠釋，使邊緣本身成為一種目的。
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個人赤裸裸地、毫無退路地面對他的生命本質。
它加重了靈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沒先被那個重量壓倒的話。
不，我說錯了；放逐可以将你的靈魂徹底地抽空，使你輕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裡不可承受的輕…… 譯本 我？ 我沒什麼好抱怨的。
我是說，道路上絡繹不絕那麼多命運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讀者，我有，時不時還收到遠方的來信，來自大陸或台灣，來自美國或新加坡，總是和我同屬一個文化氛圍的中文讀者。
我不必對着鏡子和自己日漸蒼白的影子練習說話。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着東方，太陽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萬水，看見黃浦江卻覺得心跳得特别快。
認識整個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覺卻特别溫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我是邊緣——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帝國垮了——又怎麼樣呢？我是那徹底的旁觀者。
可是，在十萬八千裡外的那裡，我是中心：事件震動我，我震動人群，人群影響我，我影響事件。
那是一股澎湃洶湧激蕩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頭卷進去，與時代肆意地撞擊。
于是我不斷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樣極度精緻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廳裡吃飯。
吃飯就免不了要談政治，談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勢，而是台北政局，更貼切一點，是台北政争。
一個模棱兩可的手勢，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語，一個暗地裡的小動作，在島上都有膨脹發熱的重要性。
人們籠罩在政治的大網下，熱切、激動。
我站在街頭，看見木棉花從樹梢落下，“噗”一聲打在柏油路面。
這是汽車橫沖直撞的大馬路，熱騰騰噴着油味的引擎轟轟響着，我竟然聽見了木棉花掉落在地上的聲音。
或許我以為我聽見了？穿過馬路，走向大安公園。
一個遊行的隊伍正橫過馬路，搖旗呐喊着；旗子被幾輛龐大的公車遮住，看不清上頭的字。
大安公園的人行道上種着一種矮矮的灌木，顯然是接木的品種，同一株灌木上竟然開着藍花與白花，看起來異樣地美麗，卻也透着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
我蹲下來，細細地看着那纖巧的花瓣。
遊行隊伍走到哪裡去了？竟然沒注意。
走在藍白小花相間的人行道上。
一個人走着，沒碰見熟人，也沒被碰見。
鞋跟在紅磚路上清脆地敲着。
走着走着，怎麼一種孤單的、邊緣的感覺，那麼熟悉地，從心底浮了上來，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