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 幹杯吧，托瑪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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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
有一個晚上在奧地利，我用德語朗讀自己的作品。
結束之後，聽衆紛紛前來握手。
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
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
”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着他們的眼睛時，我理解他們的眼神。
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揶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是嘲笑。
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是狐疑還是肯定。
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隐藏的厭倦。
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隻于眼神。
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
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态、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别時握手或擁抱的刹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身體語言與她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裡，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90年代的種種，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
臨别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隻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 他是誰？ 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出。
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裡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張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隻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着腔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
”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
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
”她哪裡能想象，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國時，曾經感歎：“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隻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 與胡适分手時，兩人望着有霧的河面，“……仿佛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中國的張愛玲寫着，“隔着十萬八千裡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 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
悲風從十萬八千裡的深處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大将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隻是因為她不認得屬于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 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
沉默還是自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斷了溝通的可能。
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将自己的回憶與他人共享的語言。
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隻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
人來人往，摩肩接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
“因為你的頭發、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于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的實體的人們。
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
” 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楊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隻能旁觀），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
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
結束之後，聽衆紛紛前來握手。
一個中年的德國婦女等到最後才走過來，深深注視我，說：“我一直在看您的眼睛。
您說話的時候，我總覺得您的眼神那麼熟悉，就好像我們歐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長期在西方住過？” 我忍不住笑了，“是呀。
”我說，“美國住了近九年，歐洲快十年了。
” “那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她說。
是的，我完全知道她的意思。
她覺得我的眼神熟悉，是因為，當我坐在那講台上望着他們的眼睛時，我理解他們的眼神。
我分辨得出他們眼波流動的是揶揄還是欣賞，是幽默還是嘲笑。
當他們彼此會心地對望一眼時，我感覺得出那一眼是輕視還是喜愛，是狐疑還是肯定。
我聽得懂他們最微妙的笑話，也探得出他們試圖隐藏的厭倦。
如果眼神是一種語言，是的，那麼我顯然在不自覺中就用了歐洲人的眼神在和他們對話。
所以她立即地理解了我的眼神。
她指的，事實上，應該不隻于眼神。
還有身體語言，也就是舉手投足。
我這個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國人，和一個沒有西方經驗感染的中國人，已經有了明顯不同的走姿、坐态、表達同意和反對的手勢、與人談話時所習慣保持的身體距離、告别時握手或擁抱的刹那決定……這個觀察敏銳的德國婦女覺得對我“熟悉”，不過是因為在那個晚上，我以歐洲人的眼神和身體語言與她做了溝通。
步出演講廳，踩進燈影錯雜的夜色裡，和身邊台北來的朋友談起台灣90年代的種種，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國語，用彼此熟悉的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對方解釋的辭彙和手勢。
臨别時，我們回身揮揮手，“明天見！”沒有擁抱，沒有握手。
那位德國婦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實隻是一個譯本；她哪裡知道原文的我是個什麼東西？ 他是誰？ 張愛玲移民美國，常年在公寓裡深居簡出。
愛慕她才華的台灣人不遠千裡去探望，管理公寓的美國老太太自然不曾讀過張愛玲的作品，但是她認識張的；“她好像有病”，老太太用手指指腦袋，表示是精神病。
離開了上海，離開了中國的張愛玲，究竟用什麼眼神和她客居地的鄰人對望？幾十年來，她究竟用什麼語言處理生活的流動？我們不清楚，我們隻知道，那美國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覺她的身體語言、傾聽她帶着腔調的英語之後，自以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
”敲敲腦袋。
從上海翻印到美國的張愛玲顯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樣到認不出來是書的東西。
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的存在意義，一旦進入美國老太太的眼中，就簡化成“她平日不太出來，偶爾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門去超市買點東西什麼的。
”她哪裡能想象，這個“好像有病”的亞洲老女人在初到美國時，曾經感歎：“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隻要有……所謂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
” 與胡适分手時，兩人望着有霧的河面，“……仿佛有一陣悲風，”還年輕、剛剛離開中國的張愛玲寫着，“隔着十萬八千裡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 到了美國，繁華似錦的寫作就整個枯萎。
悲風從十萬八千裡的深處向她吹來，她顯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國老太大将張愛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隻是因為她不認得屬于張愛玲的“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罷了。
你哪兒都不在 張愛玲的沉默或許不該叫沉默，該叫失語。
沉默還是自己的選擇，失語則純屬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來發覺自己變成了蟲：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斷了溝通的可能。
當他以蟲的形體——以蟲的眼神，蟲的身體動作，蟲的聲音——與人類接觸時，人，哪裡認得出深藏在他意識中“民族回憶這樣的東西”！一旦變成異類，蟲再努力也無法找到一種語言，一種能将自己的回憶與他人共享的語言。
人的靈魂裹在蟲的外殼裡，他便隻能和自己交談。
有家歸不得的詩人楊煉從一個陌生的城市遷徙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聽不懂人的話語；和他擦身而過的人們沒見過他那樣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語音。
人來人往，摩肩接踵，與他卻好像幽明兩隔的世界。
“因為你的頭發、皮膚和眼睛，你應當是幽靈，每天，出沒于沒有你的街上，避開一排排藍色的實體的人們。
因為你的語言，你沉默，沉到最深處時，讓自己消失。
” 失去語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實體，楊煉因此體認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與城市間飄浮，冷眼旁觀（和蟲一樣，鬼也是個它，隻能旁觀），旁觀“意義”這個東西的徹底消滅。
有海，可港口對你毫無意義。
有街道，可腳步對你毫無意義……窗口，有什麼意義？看，有什麼意義？你向鏡子發出邀請，最後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黃土下……回哪兒去？黃土下無所謂異鄉，也不是故鄉，你就坐在這個從來沒有你的地方，你哪兒都不在。
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