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節 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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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對這一代人代表的其實是可恥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侵略主義。
“為什麼隻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
”每年夏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
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EdwardW．Said）将“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
當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強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诠釋黑人以外的世界。
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麼新興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
中心和邊緣位置的重新調整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一個核心概念。
薩意得關于“東方主義”的著作發表之後，“後殖民”的種種術語進入了亞洲知識分子的日用辭彙。
自覺被推擠到邊緣去了的亞洲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
當從前趾高氣揚的西方知識分子現在低頭作自我檢讨的時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似乎突然有了對話的可能。
在奧柏林校園裡靜坐示威的學生很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産黨人在1949年後鏟平了汾州傳教士的墓地。
可是鏟平墓地容易，調整兩百年來盤根錯節的邊緣與中心關系多麼不容易。
高聲抨擊西方文化霸權的亞洲人，我們，哪一個不知道：你的概念來自西方學者，你的術語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語言，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真正聽到，必須是西方的語言。
你根本沒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陰影。
但是盡管如此，有些人已經覺得可以輕松一點呼吸了。
譬如好不容易擺脫了專制和貧窮的台灣人，比從前更能夠心平氣和地與西方人交往；因為不那麼自卑，于是也就不那麼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國學者亨廷頓對于文化沖突的預警。
他認為第三世界對西方積怨已深，冷戰期中意識型态的對峙會演變成文化與文化間的仇視與沖突。
亨廷頓警告西方要對其他文化群湧來的挑戰及早戒備。
他的備戰意識令人不安。
也可能是由于從阿爾及利亞傳來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裡被殺害，商人與傳教士，老弱與婦孺。
我們驚訝地發現，一方面，“後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義和團式的殺戮重新上演。
我們的孩子将要面對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寫《白鲸》的麥爾維爾曾經寫過一則寓言小說。
在一條船上，主人階層虐待奴隸。
經過一場喋血叛變，奴隸英勇地起來推翻了主人。
接下來的發展，我們閉着眼也能想象：奴隸成了新的主人之後，開始暴虐地壓迫新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不曾經驗過與别人平等地往來，他們隻能遵循過去的弱肉強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後果？德國人是知道的。
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人覺得屈辱。
這種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來平衡。
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強的德國，“淩駕一切”的德國，有它的群衆基礎。
但是當德國不再自覺屈辱，富而強起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被四國瓜分占領，曆史最惡質的循環又回到可悲的原點。
我不喜歡這本1903年寫“中國人都是壞人”的書，我也不喜歡《北京五十五日》這部表現西方人無知卻又屈尊的電影。
那麼我喜歡什麼呢？做兒童的時候，教育我的人告訴我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曆史也告訴我，在追求“富強”的路上，多少國家從屈辱中走出，向橫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創傷下頹然倒下。
不，我甯可向往一個“富而有禮”的國家：我們受過長時的欺淩，卻不願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滿眼血絲的複仇者；我們曾經是那被壓在船底的奴隸，做了主人卻不願再壓迫别人做我們的奴隸。
當世界文化的強勢和弱勢，邊緣和中心在重新組合時，我們一方面大聲批判别人的霸權，一方面不忘記警惕自己不成為另一種霸權，不論是對外國人，或者是對自己人。
“富而有禮”，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強”。
我當然沒跟孩子說這麼多；許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發現。
我們閑扯了一會兒，月光照亮了半片地闆。
要他去睡了，他卻又在門邊回頭輕輕問道：“有一天，中國和德國打仗了你怎麼辦？ “我怎麼辦？你才怎麼辦呢！”我心裡想着，可是嘴裡說，“那我就寫一本書，用兩個中國小孩的眼光寫德國人吧！” （原載1996年10月18日《文彙報·筆會》）
“為什麼隻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
”每年夏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
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EdwardW．Said）将“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
當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強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诠釋黑人以外的世界。
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麼新興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
中心和邊緣位置的重新調整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一個核心概念。
薩意得關于“東方主義”的著作發表之後，“後殖民”的種種術語進入了亞洲知識分子的日用辭彙。
自覺被推擠到邊緣去了的亞洲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
當從前趾高氣揚的西方知識分子現在低頭作自我檢讨的時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似乎突然有了對話的可能。
在奧柏林校園裡靜坐示威的學生很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共産黨人在1949年後鏟平了汾州傳教士的墓地。
可是鏟平墓地容易，調整兩百年來盤根錯節的邊緣與中心關系多麼不容易。
高聲抨擊西方文化霸權的亞洲人，我們，哪一個不知道：你的概念來自西方學者，你的術語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語言，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真正聽到，必須是西方的語言。
你根本沒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陰影。
但是盡管如此，有些人已經覺得可以輕松一點呼吸了。
譬如好不容易擺脫了專制和貧窮的台灣人，比從前更能夠心平氣和地與西方人交往；因為不那麼自卑，于是也就不那麼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國學者亨廷頓對于文化沖突的預警。
他認為第三世界對西方積怨已深，冷戰期中意識型态的對峙會演變成文化與文化間的仇視與沖突。
亨廷頓警告西方要對其他文化群湧來的挑戰及早戒備。
他的備戰意識令人不安。
也可能是由于從阿爾及利亞傳來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裡被殺害，商人與傳教士，老弱與婦孺。
我們驚訝地發現，一方面，“後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義和團式的殺戮重新上演。
我們的孩子将要面對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 寫《白鲸》的麥爾維爾曾經寫過一則寓言小說。
在一條船上，主人階層虐待奴隸。
經過一場喋血叛變，奴隸英勇地起來推翻了主人。
接下來的發展，我們閉着眼也能想象：奴隸成了新的主人之後，開始暴虐地壓迫新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不曾經驗過與别人平等地往來，他們隻能遵循過去的弱肉強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後果？德國人是知道的。
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人覺得屈辱。
這種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來平衡。
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強的德國，“淩駕一切”的德國，有它的群衆基礎。
但是當德國不再自覺屈辱，富而強起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
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被四國瓜分占領，曆史最惡質的循環又回到可悲的原點。
我不喜歡這本1903年寫“中國人都是壞人”的書，我也不喜歡《北京五十五日》這部表現西方人無知卻又屈尊的電影。
那麼我喜歡什麼呢？做兒童的時候，教育我的人告訴我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曆史也告訴我，在追求“富強”的路上，多少國家從屈辱中走出，向橫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創傷下頹然倒下。
不，我甯可向往一個“富而有禮”的國家：我們受過長時的欺淩，卻不願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滿眼血絲的複仇者；我們曾經是那被壓在船底的奴隸，做了主人卻不願再壓迫别人做我們的奴隸。
當世界文化的強勢和弱勢，邊緣和中心在重新組合時，我們一方面大聲批判别人的霸權，一方面不忘記警惕自己不成為另一種霸權，不論是對外國人，或者是對自己人。
“富而有禮”，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強”。
我當然沒跟孩子說這麼多；許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發現。
我們閑扯了一會兒，月光照亮了半片地闆。
要他去睡了，他卻又在門邊回頭輕輕問道：“有一天，中國和德國打仗了你怎麼辦？ “我怎麼辦？你才怎麼辦呢！”我心裡想着，可是嘴裡說，“那我就寫一本書，用兩個中國小孩的眼光寫德國人吧！” （原載1996年10月18日《文彙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