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一株湖北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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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竹花，插在瓶裡，放在案頭。
孩子們追逐嬉鬧的聲音随着風飄進來，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爛漫的歡快。
孩子與竹花之間，一定存在着一種關系；讓我在這竹花前坐上幾分鐘，我可以聽見極其細微的遙遠的聲音。
1907年的中國。
5月，黃花岡之役失敗；6月，七女湖之役失敗。
7月，徐錫麟、秋瑾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
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迹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争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
兩年前，他們陶醉于對俄的勝利，至今猶狂喜不已。
” 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着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 1907年的蔣氏正值二十二歲，但是他的眼淚有幾歲？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戰争，1900年有八國聯軍，1895年是甲午戰争，1885年，蔣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戰争。
蔣氏在上野公園所流的眼淚，無數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流過，是感時憂國的眼淚。
那些眼淚，原來早就埋藏在他出生當日的啼哭裡。
或者更老：1874年日軍犯台、1860年英法聯軍陷北京、1840年鴉片戰争…… 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蔣夢麟、魯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淚其實那樣蒼老。
他們的感情承繼了自己族人一脈相傳代代累積的憂結；二十歲的生命背負了一個世紀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歲的台灣人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見梁啟超。
閩南語與廣東話不能溝通，兩人以中國文字筆談。
林獻堂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最可悲痛者，尤無過于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啟超感慨無限：“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
” 不，當然不是偶然的。
台灣林家的優秀子弟和來自廣東的進步分子會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裡發抒共同的感歎，誠非偶然。
他們的感歎裡深深埋藏了背後整個世紀的痛苦和掙紮。
星移物換，我們走到一個世紀的盡頭，和蔣夢麟、魯迅、林獻堂、梁啟超仍是同一個世紀。
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來的，那台北、台南來的，走在紐約、東京、墨爾本的街上。
當他們在某一個公園裡獨自流下眼淚時，那世紀末的眼淚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紀初的淡淡的軌迹？ 所謂基因啊，不過是文化和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飄洋過海到異鄉，在歐洲的陽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萬萬株的竹叢。
世紀末的時辰到了，仿佛一個私定的終身，千千萬萬叢竹子同時開花，死亡。
但是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為死亡？花穗中蹦出種子，種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萬萬的蔥綠竹叢，在另一個世紀之初始。
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種；歐洲的土壤将是他們此生不渝的故鄉。
死亡，竟是新生。
那麼文化和曆史的所謂宿命，當新的種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難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嗎？ 街上，孩子的歡聲不斷。
（原載1996年6月12日《文彙報·筆會》）
孩子們追逐嬉鬧的聲音随着風飄進來，使5月的春光明媚又增加了天真爛漫的歡快。
孩子與竹花之間，一定存在着一種關系；讓我在這竹花前坐上幾分鐘，我可以聽見極其細微的遙遠的聲音。
1907年的中國。
5月，黃花岡之役失敗；6月，七女湖之役失敗。
7月，徐錫麟、秋瑾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
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迹博物館裡，看到中日戰争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
兩年前，他們陶醉于對俄的勝利，至今猶狂喜不已。
” 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着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 1907年的蔣氏正值二十二歲，但是他的眼淚有幾歲？往回走，1904年有日俄戰争，1900年有八國聯軍，1895年是甲午戰争，1885年，蔣氏出生的一年，是中法戰争。
蔣氏在上野公園所流的眼淚，無數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流過，是感時憂國的眼淚。
那些眼淚，原來早就埋藏在他出生當日的啼哭裡。
或者更老：1874年日軍犯台、1860年英法聯軍陷北京、1840年鴉片戰争…… 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蔣夢麟、魯迅、秋瑾等流下的眼淚其實那樣蒼老。
他們的感情承繼了自己族人一脈相傳代代累積的憂結；二十歲的生命背負了一個世紀的重量。
也是1907年，二十六歲的台灣人林獻堂在日本奈良遇見梁啟超。
閩南語與廣東話不能溝通，兩人以中國文字筆談。
林獻堂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最可悲痛者，尤無過于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啟超感慨無限：“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
” 不，當然不是偶然的。
台灣林家的優秀子弟和來自廣東的進步分子會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裡發抒共同的感歎，誠非偶然。
他們的感歎裡深深埋藏了背後整個世紀的痛苦和掙紮。
星移物換，我們走到一個世紀的盡頭，和蔣夢麟、魯迅、林獻堂、梁啟超仍是同一個世紀。
英姿煥發的青年人走在街上；那北京、上海來的，那台北、台南來的，走在紐約、東京、墨爾本的街上。
當他們在某一個公園裡獨自流下眼淚時，那世紀末的眼淚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紀初的淡淡的軌迹？ 所謂基因啊，不過是文化和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飄洋過海到異鄉，在歐洲的陽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萬萬株的竹叢。
世紀末的時辰到了，仿佛一個私定的終身，千千萬萬叢竹子同時開花，死亡。
但是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為死亡？花穗中蹦出種子，種子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萬萬的蔥綠竹叢，在另一個世紀之初始。
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種；歐洲的土壤将是他們此生不渝的故鄉。
死亡，竟是新生。
那麼文化和曆史的所謂宿命，當新的種子落下，新的思想抽芽，難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嗎？ 街上，孩子的歡聲不斷。
（原載1996年6月12日《文彙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