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清清楚楚的個人，在群衆裡
關燈
小
中
大
國際知名的德國漢學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時，執德國輿論牛耳的《法蘭克福彙報》發了一篇文章。
作者說：Bauer的傑出成就在于他能夠将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着：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于他能夠将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裡想着：這怎麼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 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标準。
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别于伊斯蘭教民族，有别于中國人，有别于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标準，放諸四海皆準。
中國人是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着一樣的歌曲，笑着一樣的微笑。
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别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裡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
那個因為無書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們都穿着制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制服裡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命運掙紮、妥協、反抗。
所有屬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産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因寂寞而死亡。
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
學者蕪爾一笑，是的，确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糧食不夠。
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
”他笑着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
綠燈一亮，群衆，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
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
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麼叫“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
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衆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異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彙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并不是為了來求取群衆的體溫和慰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
單位裡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系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園裡、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
群衆裡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幹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
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衆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衆裡頭更孤獨、更寬敞。
作者說：Bauer的傑出成就在于他能夠将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着：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于他能夠将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裡想着：這怎麼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 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标準。
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别于伊斯蘭教民族，有别于中國人，有别于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标準，放諸四海皆準。
中國人是個“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着一樣的歌曲，笑着一樣的微笑。
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别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裡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
那個因為無書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們都穿着制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制服裡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命運掙紮、妥協、反抗。
所有屬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産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因寂寞而死亡。
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
學者蕪爾一笑，是的，确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糧食不夠。
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
”他笑着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
綠燈一亮，群衆，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
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
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麼叫“面貌模糊的群衆集體”。
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衆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異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彙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并不是為了來求取群衆的體溫和慰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
單位裡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系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園裡、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
群衆裡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幹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
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衆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衆裡頭更孤獨、更寬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