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節 緻命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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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天空中有什麼新發現”，此其一。
中國的天文學家害怕發現新現象，因為天上任何新現象都有政治意義，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埃及和希臘的天文學家卻沒有這種顧慮，他們得到國家的保護和鼓勵，此其二。
如果有一個欽天監積極進取，他馬上會成為衆矢之的，“衆人頑固地一緻要求維持現狀”，此其三。
欽天監内外都缺少競争，此其四。
“要在中國發展科學，不光是需要一個皇帝，”巴多明寫着，“而是需要好幾個皇帝鼓勵搞研究和付之實踐的人搞新發明。
設立足夠的基金……解除數學家們的衣食之憂，使他們不緻遭受那些不懂行、不會區分是疏忽還是操作錯誤，還是原則錯誤的人的指責。
” 巴多明的批評寫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時代，中國的欽天監其實用的都已經是歐洲傳教士了。
但是我們看見，再過六十年，當馬嘎爾尼率人馬來晉見乾隆時，乾隆的首席天文學家傳教士可憐兮兮地哀求英國使團把英國曆書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沒有足夠的天文知識，而法國鬧革命又斷了後繼的法國曆書。
天文學家面臨着湯若望的命運。
即使換了歐洲人來作天文研究，改變了的不是中國的科學環境而是使歐洲人陷入與中國人同樣的處境。
思想與科學，仍舊為政治、為統治者、為習慣服務。
——6—— 1948年，張君劢在武漢大學演講，題目是“吾國思想界的寂寞”，指摘當時思想界的沉寂麻木。
他認為，政局雖亂，中國科學家卻仍然應該有所建樹，至少在思想上應該閃着火花。
他的說法馬上遭到反駁。
一位科學家譏諷地說，如果美國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籃子、帶了身分證上街排隊買米的話，結果可能和中國一樣。
“科學事業的造就和成功，是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結果，和火車必須在軌道上行走一樣。
”沒有軌道，火車何從？ 從巴多明到張君劢，這“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軌道啊，磕磕碰碰了兩百年，輾轉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個華人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得獎者強調自己是土生土長美國人，中國人則議論紛紛：他若在中國的環境中生長、求學，可不可能有此成就？為什麼中國的科學研究者總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異彩？為什麼中國人對非功利實用的基礎科學不感興趣？為什麼為什麼……？ 奇怪，難道不知道為什麼？ ——7——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稱為“當代英國哲學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
他寫過深刻動人的馬克思評傳，提倡過兩種自由的界定，對當代西方曆史做過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
今天，我記得的，卻是他與伊朗學者亞罕的一小段對話： 亞罕：你認為當今哲學家的任務是什麼？ 柏林：我不認為哲學家有什麼特别任務，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哲學……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對哲學目的的一種誤解……就如同你問我當今藝術的任務是什麼，愛的作用是什麼一樣。
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本身。
同樣，愛的目的就是愛。
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亞罕：那麼哲學的目的呢？ 柏林：哲學的目的就是哲學。
——8—— 仰望繁星萬點，人啊，怎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相對宇宙的無限；是對那宇宙的激動和探索使人的渺小進入無限。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星空下脫口而出的天問，是知識的開始，可是，得為了天問而天問，才可能真正地認識星空吧，不管是透過詩的美學還是天文科學。
（原載1998年1月7日《文彙報·筆會》）
中國的天文學家害怕發現新現象，因為天上任何新現象都有政治意義，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埃及和希臘的天文學家卻沒有這種顧慮，他們得到國家的保護和鼓勵，此其二。
如果有一個欽天監積極進取，他馬上會成為衆矢之的，“衆人頑固地一緻要求維持現狀”，此其三。
欽天監内外都缺少競争，此其四。
“要在中國發展科學，不光是需要一個皇帝，”巴多明寫着，“而是需要好幾個皇帝鼓勵搞研究和付之實踐的人搞新發明。
設立足夠的基金……解除數學家們的衣食之憂，使他們不緻遭受那些不懂行、不會區分是疏忽還是操作錯誤，還是原則錯誤的人的指責。
” 巴多明的批評寫在1735年。
在巴多明的時代，中國的欽天監其實用的都已經是歐洲傳教士了。
但是我們看見，再過六十年，當馬嘎爾尼率人馬來晉見乾隆時，乾隆的首席天文學家傳教士可憐兮兮地哀求英國使團把英國曆書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沒有足夠的天文知識，而法國鬧革命又斷了後繼的法國曆書。
天文學家面臨着湯若望的命運。
即使換了歐洲人來作天文研究，改變了的不是中國的科學環境而是使歐洲人陷入與中國人同樣的處境。
思想與科學，仍舊為政治、為統治者、為習慣服務。
——6—— 1948年，張君劢在武漢大學演講，題目是“吾國思想界的寂寞”，指摘當時思想界的沉寂麻木。
他認為，政局雖亂，中國科學家卻仍然應該有所建樹，至少在思想上應該閃着火花。
他的說法馬上遭到反駁。
一位科學家譏諷地說，如果美國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籃子、帶了身分證上街排隊買米的話，結果可能和中國一樣。
“科學事業的造就和成功，是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結果，和火車必須在軌道上行走一樣。
”沒有軌道，火車何從？ 從巴多明到張君劢，這“社會秩序進步和生活安定”的軌道啊，磕磕碰碰了兩百年，輾轉到了1997年。
1997年，又有一個華人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得獎者強調自己是土生土長美國人，中國人則議論紛紛：他若在中國的環境中生長、求學，可不可能有此成就？為什麼中國的科學研究者總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異彩？為什麼中國人對非功利實用的基礎科學不感興趣？為什麼為什麼……？ 奇怪，難道不知道為什麼？ ——7—— 今天，1997年11月6日，被稱為“當代英國哲學界真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
他寫過深刻動人的馬克思評傳，提倡過兩種自由的界定，對當代西方曆史做過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
今天，我記得的，卻是他與伊朗學者亞罕的一小段對話： 亞罕：你認為當今哲學家的任務是什麼？ 柏林：我不認為哲學家有什麼特别任務，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哲學……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對哲學目的的一種誤解……就如同你問我當今藝術的任務是什麼，愛的作用是什麼一樣。
藝術的目的就是藝術本身。
同樣，愛的目的就是愛。
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 亞罕：那麼哲學的目的呢？ 柏林：哲學的目的就是哲學。
——8—— 仰望繁星萬點，人啊，怎能不覺悟自己的渺小，相對宇宙的無限；是對那宇宙的激動和探索使人的渺小進入無限。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星空下脫口而出的天問，是知識的開始，可是，得為了天問而天問，才可能真正地認識星空吧，不管是透過詩的美學還是天文科學。
（原載1998年1月7日《文彙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