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崇明島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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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實可以不讓三百三十五個人槍斃;他确實是個劊子手。

     為納粹連長進行辯護的反倒是個意大利律師。

    他對柏林的軍事學者嗤之以鼻:這一代的德國人熱心過頭地追剿納粹,其實是在以懲罰上一代來清洗自己的良心,讓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民族情緒被這場曆史的審判給煽熱了;在羅馬人熱切的街談巷議中,柏林曆史學家是“好”德國人,普瑞布可是“壞”德國人。

    難得有幾個人像愛維亞那樣想。

    愛維亞是“解放曆史博物館”的館長。

    她在庭上描述當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腳踢,“但是,”她說,“我也認識一些納粹士兵悄悄将犯人從後門放走。

    評判人要評判個别的個人,不能以整個族群來論斷,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 8月,讓羅馬人每晚圍着電視目不轉睛的審判終于結束了;意大利法庭認為五十二年超過了法律上的追訴期限,普瑞布可無罪釋放。

    作出這個判決的意大利法官絕對是個為了原則不怕死的人。

    羅馬市民沖進了法院,四處打砸。

    法官拒絕沒有尊嚴地從後門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護。

    普瑞布可在層層警衛的護送下,邁往自由。

     他的自由隻有幾個小時的時間,因為德國法務部。

    在聽說他被判無罪開釋的同時,立即發出了通緝,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國受審;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當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監獄。

    等候下一步的發展。

     八十三歲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獄裡,躲不掉曆史的審判。

    在電視上我卻看見另一張也是布滿老人斑的臉孔,是一個日本人。

    普瑞布可槍斃意大利人的時候,這個日本人和他的部隊正進入菲律賓的叢林裡,迷了路。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土著的村子,卻尋不到任何食物。

    日本兵開始殺人;殺了土著父母,然後要被殺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屍身剁塊煮熟。

    日本兵自己飽食之後,便強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訪問的一個土著老婦人說,“我隻有十幾歲,我吃了就一直嘔吐,我們是不吃自己父母親的。

    ” 電視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頭說,“我很忏悔我們的過去。

    我在戰後變成一個基督徒。

    ” 日本老人的臉孔和普瑞布可的臉孔疊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舊看不清罪與罰的脈絡。

    我曾經認為懲罰一個生命臨近終點的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一個社會,即使是一個受了重創的社會,要懂得寬恕的人生哲學。

    可是當我一再地看見獨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殺别人的族群,殘暴的曆史一再地重複又重複,我認識了讓普瑞布可老死獄中的沉痛意義:他的下場必須讓所有未來的和現在的暴虐者引以為鑒。

    當我們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過曆史的終極審判時,他在下手前或許要靜思片刻。

    那個片刻,要決定光明與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對那些被殺害的人來說,未免來得太遲,未免來得太廉價。

     而崇明島的居民,誰還記得他們嗎?他們可還記得自己?崇明島在哪裡? (原載1996年10月8日《文彙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