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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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定陵一出來就聽到他們憤怒的聲音。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
兩人之間還站着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裡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着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着吵，各幫各的男人，隻是四個人同時扯着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闆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吓了一跳。
小販黑虎着臉，兩手高舉闆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闆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闆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衆還來不及喊“哎呀”的時候他已憤然将闆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着闆凳追，兩個人就圍着飲料攤子這麼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
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呼天搶地厮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幹就幹哪；他們的臉上帶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着我手的安安松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
他們怎麼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将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裡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
美國的八年？沒見過。
台灣？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着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
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裡？哪裡？”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沓地趕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隻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
打架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裡那樣拳腳生風，隻是我抓你頭發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
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 衆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
當小販舉起闆凳時，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着冰棒手裡卷着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
我忍不住的笑裡有一份蓦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怅，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着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
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公車裡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 于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
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 “台灣人才不會這樣。
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
兩人之間還站着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裡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着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着吵，各幫各的男人，隻是四個人同時扯着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闆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吓了一跳。
小販黑虎着臉，兩手高舉闆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沒有闆凳的男人吃吃地說：“你打人哪！你打人哪——”邊說邊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闆凳，小販一步一步逼進，在觀衆還來不及喊“哎呀”的時候他已憤然将闆凳砸下；沒砸到，男人轉身就跑，小販抱着闆凳追，兩個人就圍着飲料攤子這麼一逃一追地繞起圈子來。
圈子外邊，兩個女人已經呼天搶地厮打開來，“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熱鬧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驚喜，沒想到那小販說幹就幹哪；他們的臉上帶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歡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覺得好笑？”他走開了。
一直緊緊握着我手的安安松開了手，說：“媽媽，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們誤解了我的笑。
他們怎麼知道，定陵這一幕人生戲劇将我毫無心理準備地帶回到三十年前的台灣，像經過一個飄忽的夢的隧道，回到了我記憶角落裡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沒見過街頭的打架了——歐洲的七年？沒見過。
美國的八年？沒見過。
台灣？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還是個舔着冰棒、看漫畫書的小女孩的時候，街頭打架好像是市井風情的一部分，就像時不時會見到的小車禍一樣，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見的特殊的事情。
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突然覺得後頭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籃的女人氣喘喘地說：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裡？哪裡？”聽到的人急急地問，放下手邊的活——一把斬鴨頭的刀、一支修理單車的起子、一籠待洗的菜——腳步雜沓地趕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實實圍了一堵人，小孩隻能從人腿的間隙鑽進去。
打架的兩個人，嘿，是黑鼻和一個不認識的人，扭成一團，不是像電影裡那樣拳腳生風，隻是我抓你頭發你咬我屁股鬧不清地扯來扯去。
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後有人喊：“大人來了！” 衆人讓開一條路，警察大搖大擺地走進來，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氣。
到定陵去看萬曆的墓，沒想到卻看見了一場打架。
當小販舉起闆凳時，恍惚之間自己又是那個舔着冰棒手裡卷着漫畫的小女孩，夾在大人的腿間，驚詫地看大人怎麼表達自己的情感。
我忍不住的笑裡有一份蓦然回首的驚喜，也有一點莫名所以的惆怅，倒來不及去體恤打架者的情境。
幾天之後，在朝陽門外又看到兩個人漲着臉打成一團，我就笑不出來了。
“一個月見兩次？”長住北京的台灣人說，“不算多。
前幾天我看見兩個人從公車裡開始打，一直打到車下去，打得頭破血流……” 于是我說，五六十年代的台灣也是這樣的。
這個率直的朋友睜大了眼睛很認真地回道： “台灣人才不會這樣。
台灣人跟大陸人個性完全不一樣，有點像兩個‘民族性’。
” 他的認真倒教我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比我年輕了十歲，不太認識過去的台灣，還是兩個族群之間真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錯，在90年代的台灣，和西歐美國一樣，很難見到打架的街景，可是，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還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