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初識——給上海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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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
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卧車廂裡。
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
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
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
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
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
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态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内在的發展。
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隻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
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
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
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
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裡喝酒；在書店裡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着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着簡便的行李……。
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
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于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隻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裡，然後問他的職業。
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
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 我說：“我知道。
”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
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着别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 我仍舊捧着鮮花，看着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于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
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
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于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诙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
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
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
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卧車廂裡。
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
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
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
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
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
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态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内在的發展。
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隻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
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
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
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
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裡喝酒；在書店裡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着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着簡便的行李……。
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
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于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隻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裡，然後問他的職業。
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
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 我說：“我知道。
”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
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着别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 我仍舊捧着鮮花，看着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于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
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
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于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诙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
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
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