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 向格拉斯大叔緻意

學等研究機構的圈子裡，并沒有被普通讀者注。

     進入90年代後，這種尴尬的境況有了改。

    首先是許多有眼光的漢學家，開始擺脫了意識形态的束縛，用比較純粹的文學眼光來搜索中國新時期文學裡的佳作，漢學家與作家的合作也逐漸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變成為了民間的、友誼的、文學的行。

    這種改變，使純粹文學意義上的中國當代優秀文學作品被翻譯到西方，與此同時，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品，也開始從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小圈子裡走出來，進入了西方的圖書市場，不再依靠非文學的因素、而是依靠着作品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被西方讀者選。

     我的作品，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注意，但我的書在西方成為商品，卻是90年代初期的。

    我平生第一次出國是1987年，出訪的國家是德。

    當時，柏林牆還冷漠地聳立着将美麗的柏林一分為二，前蘇聯的士兵還像雕塑一樣站立在德國的一座雄偉的建築物大門前，讓我的心靈受到沉重的壓抑和震。

    那次中國派出了一個十幾人的作家代表團，團長和副團長都是中國作協的領導。

    邀請我們訪德的是一個德國的老太太，代表團的名單是邀請方和中國作協妥協的産物，也就是說，像我這樣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獲得出國訪問的機會的，但因為這次邀請的民間性質，中國作協不得不做出讓。

    因為在中國作家協會這個系統裡，直到現在，出國還被看成是一種待遇或是獎賞，隻有他們喜歡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

     那次在德國，有關文學的活動其實很少，大多數的時間是在觀光旅。

    德國很有幾個令我心儀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裡德·倫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見到這些作家。

    一是西方的作家對中國作家不會感興趣，二是我們的确也沒有寫出像《鐵皮鼓》、《德語課》這樣的偉大作品，從而獲得與他們對話的資。

    盡管我沒有見到這兩位偉大作家，但到達了他們生活過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們小說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