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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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二月,在馬元義車裂之後,太平道大賢良師張角改變預定計劃,在冀州邺縣提前起義。

     河北的太平道徒一時雲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克真定縣,建立了武裝總部。

    張角依照《太平清領書》中“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氣極,然後歧行萬物治也”的經義,自稱為天公将軍,其弟張寶稱地公将軍、張梁稱人公将軍。

     由于太平道勢力謀反已久,早已經在州郡官府、富貴人家的牆壁上,以白土書寫“甲子”二字為記号,所以整個起義過程迅速而有條不紊。

    當年漢光武劉秀稱帝以谶緯《赤伏符》為依據,所謂“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所以漢王朝以火德自居,張角便宣揚以土克火,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太平”的十六字真言,并命令天下起義之人以黃巾裹頭。

    因此,太平道反民被朝廷斥為黃巾賊。

     河北起事後,短短一個月間,天下教衆無不響應。

    大漢冀、青、幽、并、兖、豫、荊、揚,八州之域天翻地覆,立時間反民不下百萬。

    其中除了太平道教徒,還有因災害而逃亡的流民、迫于賦稅而走投無路的百姓、不堪連年征戰的逃兵、失去土地被欺壓的佃農、因征伐鮮卑羌人而家破人亡的兵丁家屬,乃至于占據山野的強盜、對朝廷不滿的低等土豪也加入到反民隊伍中。

    他們聯合起來攻城略地、誅殺官吏豪強。

     不久,安平王劉續、甘陵王劉忠先後被黃巾軍俘虜,一時間漢室宗親王國成為衆矢之的,常山王劉暠、下邳王劉意恐懼至極,竟不顧禁止私離封國的法令,喬裝逃亡下落不明。

    天下郡縣官員有不少是通過賄賂和買官獲得的職位,哪裡有一點兒為國之心、恤民之情、抵抗之力? 黃巾軍未到,就先收拾好金銀細軟棄官而去。

    局勢一天天惡化,每天都有告急文書飛往京師。

     到這時劉宏才意識到局勢的可怕,立刻召集身邊的人商議對策。

    無奈他平素親信的宦官、侍中皆是酒囊飯袋,毫無破敵之策。

    宦官束手無策,最可笑的是,那位被他視作半仙之體的向栩竟建議朗誦《孝經》退敵。

    無奈之下,劉宏隻得召集朝會,向群臣廣開言路。

     有人建議懲治奸黨,有人提出限制宦官,有人建議拿出皇帝的私房錢充入軍資,有人要求敞開骥廄散發禦馬與兵,還有人建議考核二千石以上官員的政績……群臣一吐胸臆沸沸揚揚,劉宏這會兒方寸已亂,隻好承諾全部采納。

     經過一番商議,劉宏晉升剛被提拔為河南尹的國舅何進為大将軍,率領羽林左右軍以及北軍部分兵馬進駐都亭,作為名義上的平叛總帥;以二國舅何苗接替河南尹護衛京師。

    在河南八關恢複都尉之職,加強守備。

    抽調北軍、羽林軍乃至宮廷侍衛,并在三河招募鄉勇勉強湊成四萬人馬,任命在京述職的北地太守皇甫嵩為左中郎将、谏議大夫朱儁為右中郎将,由此二人率師出關作戰。

    另外,任命尚書盧植為北中郎将,以護烏桓中郎将宗員為副,帶領部分軍兵收攏河北餘部,北上讨伐張角。

     在這段忙亂的日子裡,曹操一直在觀望事态的發展,固然是為朝廷擔憂,更主要的則是父親答應過幫他在軍中謀個職位。

     待到出征将領選畢,一切塵埃落定,他卻邊都沒沾到。

    眼看着鄒靖、沮儁、魏傑等一幹北軍熟人秣馬厲兵整裝出發,他愁眉苦臉地向父親詢問,曹嵩竟笑而不答。

     雖然皇甫嵩、朱儁、盧植皆是深谙兵法久帶兵勇之人,但局勢并沒向有利的方向轉變,原因是寡衆懸殊。

    大漢自光武中興以來,為了防止地方官員擁兵自重,罷撤了郡國乃至關城的守軍,隻留下了東、南、西、北四支常駐部隊。

    北軍五營護衛京師、南軍七署守衛皇宮;西軍駐防三輔、東軍駐紮黃河,負責監視外族。

    自從羌人、鮮卑為患,西軍盡皆調至西北作戰,東軍也已抽調無幾,現所剩兵丁盡數歸于盧植統轄。

    如此一來,當遣出這三支部隊之後,朝廷實際已經無軍可派了! 地方本來就沒有正規部隊可言,所以黃巾遊擊攻打的地區,隻能依靠官員乃至地主豪強自發募兵抵抗,在這樣的狀況下,頹敗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幽州刺史郭勳、涿郡太守劉衛、南陽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