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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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紅衛兵的曆次活動他都參加了，成立紅衛兵糾察隊，以”聯動”的名義沖擊公安部等。
大串連開始後，他聯絡了幾個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紅旗徒步去”長征”。
在延安棗園，杜衛東向接待方提出，他們是日本左派，是來中國取經的，回去就準備在東京進行武裝起義，推翻日本反動派的統治，在未來的戰鬥中，他們可能會犧牲，在犧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了一夜。
對于一個馬上就要犧牲的人來說，這個要求并不算過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但由于有這類要求的外國人太多，所以做了一些限制，每人隻能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兩個小時，杜衛東睡了兩個小時還覺得不過瘾，又花了兩天時間排隊，再度體驗了一次毛主席住窯洞的峥嵘歲月。
從延安出來，他們又徒步”長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肅穆地對身邊的幾個日本哥們兒說：“如果毛主席當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國還像今天的日本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當然，這都是杜衛東六六、六七這兩年的表現，他是個喜歡跟潮流的人，既然杜衛東也屬于”老兵”圈子裡的人，那”老兵”們幹什麼杜衛東當然也幹什麼，時間進入1968年，當年的老紅衛兵們在政治上早已失勢，他們心灰意冷地遠離了政治，幹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當。
此時的杜衛東自然也不會閑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親杜源平五郎的工作關系歸外國專家局管理，于是杜衛東也象北京大院裡的孩子一樣，對外交談時總要有個歸屬問題，所以他自稱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玩主。
鐘躍民有時碰見杜衛東就拿他開心∶”衛東，你丫怎麼還沒走？” 杜衛東說∶”我他媽走哪兒去？” 鐘躍民說∶”有你這麼辦事兒的嗎？咱們那東京武裝暴動的計劃可是兩年前就制定好了，怎麼現在還沒動靜？要都象你這樣磨磨蹭蹭，世界革命還幹不幹了？咱不是最後還要到美國打白宮麼？” 杜衛東說∶”狗屁，那不是兩年前的作戰計劃麼？早他媽改戲啦，攻打東京那樣的大城市，咱們的力量夠嗎？這分明是左傾盲動主義，萬一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算誰的？咱還是得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着什麼急呀，我現在的工作性質變了，主要是發動群衆，等待革命高xdx潮的到來。
” 這些套話都是從當時的廣播中學來的，成了鐘躍民等人窮開心的語言。
杜衛東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種兒，打起架來心毒手狠，骨子裡有種嗜血的渴望，他和鐘躍民合夥打過幾次群架，杜衛東總是帶着刀子，出手便見血。
鐘躍民從杜衛東身上體會到老爸當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這小鬼子真是挺強悍的，難怪當年戰争打了八年才慘勝。
冰場的一角，兩夥青年正準備進行一場厮殺，冰場的各個角落仍然有人流湧向這裡，人越聚越多。
杜衛東穿着一件黃呢子軍裝上衣，他最近喜歡剃光頭，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腦袋，顯得很是與衆不同，他正和一個穿棉軍大衣的青年在對峙。
穿軍大衣的青年從袖子裡掣出了一柄日本軍用刺刀，刺刀在水銀燈下閃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問：“哥們兒怎麼稱呼？” 杜衛東接過手下人遞來的一把斧子漫不經心地回答：“外交部杜衛東，你呢？也報報名嘛。
” 那青年笑了笑說：“和平裡的，人稱‘地雷‘。
” 杜衛東嘲諷地說：“綽号倒挺唬人的，幹嗎不叫原子彈？”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兒這麼多廢話？咱是單練呢還是一齊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 鐘躍民帶着袁軍等人從圈子外面擠進人群，杜衛東微笑着向他點點頭打招乎∶”躍民，咱們可有日子沒見了，你丫最近忙什麼呢？” 鐘躍民問：“衛東，怎麼回事？” 地雷輕蔑地上下打量着鐘躍民。
杜衛東懶洋洋地說：“誰知道怎麼回事，有個小子不長眼撞了我一下，我給他兩個嘴巴，這哥們兒就不幹了，說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麼樣？誰讓他不長眼？” 地雷露出一臉兇相：“我看你是活膩了。
” 杜衛東說∶”躍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邊看會兒熱鬧，等我剁了丫的，一會兒請你去老莫吃飯。
” 鐘躍民伸手攔住杜衛東，轉身問地雷：“你是和平裡的？吳平津你認識嗎？” 地雷繃着臉道：“别跟我提這個，我誰也不認識，就認識我這把刀。
” 袁軍從挎包裡抽出菜刀：“給臉不要臉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 鐘躍民攔住袁軍：“冰場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誰把誰放倒了也脫不了身，我看咱們約個地方怎麼樣？”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無所謂地說：“好啊，那咱們就約個地方，後天上午十點在月壇公園怎麼樣？” 杜衛東收起斧子道：“就這麼說定了，誰不去誰是孫子。
” 鐘躍民向圍觀的人群說：“行啦，不是說好了嗎？大夥都散散，都别紮在這兒，冰面都快壓塌了。
” 人群漸漸散去。
杜衛東鐵青着臉對鐘躍民說：“躍民，明天帶上你的人給我助助威，我非剁了這小子。
” 鐘躍民大包大攬道：“沒問題，我肯定去，這小子叫地雷？和平裡有這一号麼？我怎麼沒聽說過？我看這孫子是欠收拾，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衛東回答：“有個百十号人就夠了，再多了就耍不開了。
” 鐘躍民說：“人多了就打不起來了，這我有經驗，兩拔人裡肯定有互相認識的，一打招呼，得，說合吧。
” 杜衛東咬牙切齒地說：“去了再說吧，我倒希望和那個地雷單練一場。
” 袁軍見這場架沒打起來，覺得很掃興，便埋怨鐘躍民多管閑事∶”你跟他廢什麼話？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還和他約什麼？沒準到了後天我還懶得去了呢。
” 鐘躍民忽然想起了什麼∶”咦，袁軍，你還欠我一頓飯呢，好象是新僑飯店吧，你怎麼連提也不提啦？裝糊塗是不是？” 袁軍一臉的無辜∶”是嗎？我怎麼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你是把夢裡的事當了真吧？” 鐘躍民抓住袁軍的胳膊一擰問道∶”看來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細想想，想起來沒有……” “哎喲，你丫輕點兒，想起來了，我終于想起來了，好象是有這麼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這就對了，年輕輕的記性怎麼這麼差？看來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 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個城市，隻有兩家對外營業的西餐廳，一家是北京展覽館餐廳，因為北京展覽館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當時叫蘇聯展覽館，它的附屬餐廳叫莫斯科餐廳，經營俄式西餐。
中蘇關系惡化以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但人們叫慣了以前的名字，一時改不過口來，北京的玩主們幹脆叫它”老莫”。
另一家西餐廳是位于崇文門的新僑飯店，經營的是法式西餐，不過這種法式西餐已經完全中國化了。
這兩家西餐廳是當時京城的玩主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其中的新僑飯店用餐環境還算是比較考究的，牆壁上挂着裝飾性的油畫，内容也不顯得很激進，餐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每張餐桌上都擺放着精緻的桌牌和一種玻璃制成的調料容器，椅子都是帶彈簧的軟椅，椅墊和椅背都套着米黃色的布套。
還有一點很重要，這裡的女服務員都很年輕，而且沒有太醜的。
袁軍自從賣古瓷瓶得了筆錢後，一直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說話都比以前氣粗了，感覺上已是一覽衆山小了。
他的這種感覺得到鐘躍民、鄭桐等人的慫恿，大夥兒巴不得袁軍保持這種富人的感覺，直到這筆錢花完為止。
于是大夥兒見了袁軍就拚命吹捧，都說袁軍是個仗義疏财的漢子，什麼叫玩主？首先是仗義，一擲千金，拿錢不當錢。
鄭桐說他平生最煩的就是摳摳縮縮，有點兒錢就在貼身褲衩上縫個兜兒，把錢藏進褲裆裡，那叫爺們兒麼？袁軍不是傻子，他當然知道哥幾個為什麼突然對他這麼客氣，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總比互相诽謗要好，何況這筆錢明擺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們能饒了你？總之，無論他們是吹捧你還是诽謗你，結果都一樣，不如主動點兒，落個仗義疏财的好名聲。
鐘躍民、袁軍、鄭桐、二毛子等人圍坐在新僑飯店的餐桌前鬧鬧嚷嚷地點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務員站在一邊準備記菜名。
鄭桐問：“同志，有鹵煮火燒麼？” 大夥兒都壞笑起來。
女服務員一愣：“對不起，這是西餐廳，不賣鹵煮火燒。
” 袁軍學着山東腔說：“同志，您這裡有帶料加工服務嗎？俺這兒還帶着烙餅哩，能給俺燴燴麼？” 女服務員惱怒地盯着他們，不說話。
袁軍嘻皮笑臉地說：“同志，俺不讓你們白服務，俺給加工費，俺那地界的大車店都有帶料加工，這同志，看不起俺鄉下人。
” 鐘躍民息事甯人地說：“同志，您别理他們，這都是我家親戚，從鄉下騎着毛驢來的，沒見過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煩他們，可誰家沒幾個窮親戚呢？不怕您笑話……”他用手指着袁軍∶”這是我表弟，好幾年沒來了，您猜給我家帶了什麼禮物？您猜不出來？我告訴你吧，他拎了一個整豬頭……” 鄭桐等人大笑起來。
袁軍笑道：“躍民，你丫就擠兌我吧，這頓飯哥們兒還不吃啦。
”他站起裝做要走。
” 鄭桐等人一擁而上把他按坐下：“别價，你走了誰結帳呀，這不明擺着威脅哥幾個嗎？” 鐘躍民一本正經地開始點菜：“不說了，不說了，點菜，第一道菜，嗯？奶油少司圓肉餅？這樣吧，這肉餅每人照着半斤上。
” 鄭桐等人又大笑起來。
女服務員大概是經常遭到玩主們的騷擾，她一副見怪不怪的神态：“這是一道菜，不是肉餅。
” 鐘躍民故做驚訝：“不可能，這明明寫着是肉餅麼，還是圓的。
” 女服務員輕蔑地瞪了他一眼扭頭走了。
鐘躍民一夥更得意了，肆無忌憚地大笑起來。
袁軍迅速地把一套餐具裝進挎包，然後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
鐘躍民摸摸軟椅的布面稱贊道：“這椅子不錯，坐着挺舒服的，我那兒正缺把椅子呢。
” 鄭桐說：“順幾套餐具就得啦，你丫還惦記上椅子了？” 一個中年男服務員走過來：“幾位小同志，我們如果有服務不周到的地方，請多提寶貴意見。
” 袁軍若無其事地說：“沒意見，就是剛才那位女服務員太粗心，少擺了一套餐具。
” 男服務員轉身去拿餐具了。
鄭桐小聲地罵袁軍：“你丫真是賊不走空，每次來都順人家東西，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順走了。
” “哥們兒喜歡新僑，想留點兒紀念品，怎麼啦？” 桌上的菜已經上滿，鐘躍民等人開始你争我搶，狼吞虎咽起來。
鐘躍民嘴裡塞滿了食物，口齒不清地問：“袁軍，照這麼吃，咱們還夠吃幾頓？你還有錢嗎？” 袁軍回答：“還夠吃幾頓的，那天我和鄭桐去委托店賣東西，差點兒讓人家把我們扣下，鄭桐這孫子挂相兒，一看就不象好人，我好說歹說，還拿出戶口本，人家才沒把我們當賊抓起來。
” 鄭桐說：“委托店那老東西真孫子，一對明代官窯瓷瓶，才給我們五十塊錢，袁軍丫整個一農民，一聽就樂得找不着北了，緊着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心說毛主席要是知道你偷家裡的東西賣，非抽你丫的。
” 正說着，燈突然滅了，餐廳裡一片黑暗。
這是常事，這兩年城市供電不足，經常停電。
袁軍等人鼓噪起來：“怎麼回事？沒電啦？哎喲，我的嘴呢？我把面包塞鼻子裡去啦……” 男服務員在黑暗中喊
老紅衛兵的曆次活動他都參加了，成立紅衛兵糾察隊，以”聯動”的名義沖擊公安部等。
大串連開始後，他聯絡了幾個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紅旗徒步去”長征”。
在延安棗園，杜衛東向接待方提出，他們是日本左派，是來中國取經的，回去就準備在東京進行武裝起義，推翻日本反動派的統治，在未來的戰鬥中，他們可能會犧牲，在犧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了一夜。
對于一個馬上就要犧牲的人來說，這個要求并不算過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
但由于有這類要求的外國人太多，所以做了一些限制，每人隻能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裡睡兩個小時，杜衛東睡了兩個小時還覺得不過瘾，又花了兩天時間排隊，再度體驗了一次毛主席住窯洞的峥嵘歲月。
從延安出來，他們又徒步”長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肅穆地對身邊的幾個日本哥們兒說：“如果毛主席當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國還像今天的日本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當然，這都是杜衛東六六、六七這兩年的表現，他是個喜歡跟潮流的人，既然杜衛東也屬于”老兵”圈子裡的人，那”老兵”們幹什麼杜衛東當然也幹什麼，時間進入1968年，當年的老紅衛兵們在政治上早已失勢，他們心灰意冷地遠離了政治，幹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當。
此時的杜衛東自然也不會閑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親杜源平五郎的工作關系歸外國專家局管理，于是杜衛東也象北京大院裡的孩子一樣，對外交談時總要有個歸屬問題，所以他自稱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玩主。
鐘躍民有時碰見杜衛東就拿他開心∶”衛東，你丫怎麼還沒走？” 杜衛東說∶”我他媽走哪兒去？” 鐘躍民說∶”有你這麼辦事兒的嗎？咱們那東京武裝暴動的計劃可是兩年前就制定好了，怎麼現在還沒動靜？要都象你這樣磨磨蹭蹭，世界革命還幹不幹了？咱不是最後還要到美國打白宮麼？” 杜衛東說∶”狗屁，那不是兩年前的作戰計劃麼？早他媽改戲啦，攻打東京那樣的大城市，咱們的力量夠嗎？這分明是左傾盲動主義，萬一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損失算誰的？咱還是得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兒，着什麼急呀，我現在的工作性質變了，主要是發動群衆，等待革命高xdx潮的到來。
” 這些套話都是從當時的廣播中學來的，成了鐘躍民等人窮開心的語言。
杜衛東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種兒，打起架來心毒手狠，骨子裡有種嗜血的渴望，他和鐘躍民合夥打過幾次群架，杜衛東總是帶着刀子，出手便見血。
鐘躍民從杜衛東身上體會到老爸當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這小鬼子真是挺強悍的，難怪當年戰争打了八年才慘勝。
冰場的一角，兩夥青年正準備進行一場厮殺，冰場的各個角落仍然有人流湧向這裡，人越聚越多。
杜衛東穿着一件黃呢子軍裝上衣，他最近喜歡剃光頭，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腦袋，顯得很是與衆不同，他正和一個穿棉軍大衣的青年在對峙。
穿軍大衣的青年從袖子裡掣出了一柄日本軍用刺刀，刺刀在水銀燈下閃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問：“哥們兒怎麼稱呼？” 杜衛東接過手下人遞來的一把斧子漫不經心地回答：“外交部杜衛東，你呢？也報報名嘛。
” 那青年笑了笑說：“和平裡的，人稱‘地雷‘。
” 杜衛東嘲諷地說：“綽号倒挺唬人的，幹嗎不叫原子彈？”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兒這麼多廢話？咱是單練呢還是一齊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 鐘躍民帶着袁軍等人從圈子外面擠進人群，杜衛東微笑着向他點點頭打招乎∶”躍民，咱們可有日子沒見了，你丫最近忙什麼呢？” 鐘躍民問：“衛東，怎麼回事？” 地雷輕蔑地上下打量着鐘躍民。
杜衛東懶洋洋地說：“誰知道怎麼回事，有個小子不長眼撞了我一下，我給他兩個嘴巴，這哥們兒就不幹了，說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麼樣？誰讓他不長眼？” 地雷露出一臉兇相：“我看你是活膩了。
” 杜衛東說∶”躍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邊看會兒熱鬧，等我剁了丫的，一會兒請你去老莫吃飯。
” 鐘躍民伸手攔住杜衛東，轉身問地雷：“你是和平裡的？吳平津你認識嗎？” 地雷繃着臉道：“别跟我提這個，我誰也不認識，就認識我這把刀。
” 袁軍從挎包裡抽出菜刀：“給臉不要臉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 鐘躍民攔住袁軍：“冰場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誰把誰放倒了也脫不了身，我看咱們約個地方怎麼樣？”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無所謂地說：“好啊，那咱們就約個地方，後天上午十點在月壇公園怎麼樣？” 杜衛東收起斧子道：“就這麼說定了，誰不去誰是孫子。
” 鐘躍民向圍觀的人群說：“行啦，不是說好了嗎？大夥都散散，都别紮在這兒，冰面都快壓塌了。
” 人群漸漸散去。
杜衛東鐵青着臉對鐘躍民說：“躍民，明天帶上你的人給我助助威，我非剁了這小子。
” 鐘躍民大包大攬道：“沒問題，我肯定去，這小子叫地雷？和平裡有這一号麼？我怎麼沒聽說過？我看這孫子是欠收拾，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衛東回答：“有個百十号人就夠了，再多了就耍不開了。
” 鐘躍民說：“人多了就打不起來了，這我有經驗，兩拔人裡肯定有互相認識的，一打招呼，得，說合吧。
” 杜衛東咬牙切齒地說：“去了再說吧，我倒希望和那個地雷單練一場。
” 袁軍見這場架沒打起來，覺得很掃興，便埋怨鐘躍民多管閑事∶”你跟他廢什麼話？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還和他約什麼？沒準到了後天我還懶得去了呢。
” 鐘躍民忽然想起了什麼∶”咦，袁軍，你還欠我一頓飯呢，好象是新僑飯店吧，你怎麼連提也不提啦？裝糊塗是不是？” 袁軍一臉的無辜∶”是嗎？我怎麼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你是把夢裡的事當了真吧？” 鐘躍民抓住袁軍的胳膊一擰問道∶”看來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細想想，想起來沒有……” “哎喲，你丫輕點兒，想起來了，我終于想起來了，好象是有這麼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這就對了，年輕輕的記性怎麼這麼差？看來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 1968年的北京，偌大的一個城市，隻有兩家對外營業的西餐廳，一家是北京展覽館餐廳，因為北京展覽館是五十年代蘇聯援建的，當時叫蘇聯展覽館，它的附屬餐廳叫莫斯科餐廳，經營俄式西餐。
中蘇關系惡化以後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但人們叫慣了以前的名字，一時改不過口來，北京的玩主們幹脆叫它”老莫”。
另一家西餐廳是位于崇文門的新僑飯店，經營的是法式西餐，不過這種法式西餐已經完全中國化了。
這兩家西餐廳是當時京城的玩主們經常光顧的地方。
其中的新僑飯店用餐環境還算是比較考究的，牆壁上挂着裝飾性的油畫，内容也不顯得很激進，餐桌上鋪着雪白的桌布，每張餐桌上都擺放着精緻的桌牌和一種玻璃制成的調料容器，椅子都是帶彈簧的軟椅，椅墊和椅背都套着米黃色的布套。
還有一點很重要，這裡的女服務員都很年輕，而且沒有太醜的。
袁軍自從賣古瓷瓶得了筆錢後，一直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說話都比以前氣粗了，感覺上已是一覽衆山小了。
他的這種感覺得到鐘躍民、鄭桐等人的慫恿，大夥兒巴不得袁軍保持這種富人的感覺，直到這筆錢花完為止。
于是大夥兒見了袁軍就拚命吹捧，都說袁軍是個仗義疏财的漢子，什麼叫玩主？首先是仗義，一擲千金，拿錢不當錢。
鄭桐說他平生最煩的就是摳摳縮縮，有點兒錢就在貼身褲衩上縫個兜兒，把錢藏進褲裆裡，那叫爺們兒麼？袁軍不是傻子，他當然知道哥幾個為什麼突然對他這麼客氣，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總比互相诽謗要好，何況這筆錢明擺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們能饒了你？總之，無論他們是吹捧你還是诽謗你，結果都一樣，不如主動點兒，落個仗義疏财的好名聲。
鐘躍民、袁軍、鄭桐、二毛子等人圍坐在新僑飯店的餐桌前鬧鬧嚷嚷地點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務員站在一邊準備記菜名。
鄭桐問：“同志，有鹵煮火燒麼？” 大夥兒都壞笑起來。
女服務員一愣：“對不起，這是西餐廳，不賣鹵煮火燒。
” 袁軍學着山東腔說：“同志，您這裡有帶料加工服務嗎？俺這兒還帶着烙餅哩，能給俺燴燴麼？” 女服務員惱怒地盯着他們，不說話。
袁軍嘻皮笑臉地說：“同志，俺不讓你們白服務，俺給加工費，俺那地界的大車店都有帶料加工，這同志，看不起俺鄉下人。
” 鐘躍民息事甯人地說：“同志，您别理他們，這都是我家親戚，從鄉下騎着毛驢來的，沒見過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煩他們，可誰家沒幾個窮親戚呢？不怕您笑話……”他用手指着袁軍∶”這是我表弟，好幾年沒來了，您猜給我家帶了什麼禮物？您猜不出來？我告訴你吧，他拎了一個整豬頭……” 鄭桐等人大笑起來。
袁軍笑道：“躍民，你丫就擠兌我吧，這頓飯哥們兒還不吃啦。
”他站起裝做要走。
” 鄭桐等人一擁而上把他按坐下：“别價，你走了誰結帳呀，這不明擺着威脅哥幾個嗎？” 鐘躍民一本正經地開始點菜：“不說了，不說了，點菜，第一道菜，嗯？奶油少司圓肉餅？這樣吧，這肉餅每人照着半斤上。
” 鄭桐等人又大笑起來。
女服務員大概是經常遭到玩主們的騷擾，她一副見怪不怪的神态：“這是一道菜，不是肉餅。
” 鐘躍民故做驚訝：“不可能，這明明寫着是肉餅麼，還是圓的。
” 女服務員輕蔑地瞪了他一眼扭頭走了。
鐘躍民一夥更得意了，肆無忌憚地大笑起來。
袁軍迅速地把一套餐具裝進挎包，然後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
鐘躍民摸摸軟椅的布面稱贊道：“這椅子不錯，坐着挺舒服的，我那兒正缺把椅子呢。
” 鄭桐說：“順幾套餐具就得啦，你丫還惦記上椅子了？” 一個中年男服務員走過來：“幾位小同志，我們如果有服務不周到的地方，請多提寶貴意見。
” 袁軍若無其事地說：“沒意見，就是剛才那位女服務員太粗心，少擺了一套餐具。
” 男服務員轉身去拿餐具了。
鄭桐小聲地罵袁軍：“你丫真是賊不走空，每次來都順人家東西，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順走了。
” “哥們兒喜歡新僑，想留點兒紀念品，怎麼啦？” 桌上的菜已經上滿，鐘躍民等人開始你争我搶，狼吞虎咽起來。
鐘躍民嘴裡塞滿了食物，口齒不清地問：“袁軍，照這麼吃，咱們還夠吃幾頓？你還有錢嗎？” 袁軍回答：“還夠吃幾頓的，那天我和鄭桐去委托店賣東西，差點兒讓人家把我們扣下，鄭桐這孫子挂相兒，一看就不象好人，我好說歹說，還拿出戶口本，人家才沒把我們當賊抓起來。
” 鄭桐說：“委托店那老東西真孫子，一對明代官窯瓷瓶，才給我們五十塊錢，袁軍丫整個一農民，一聽就樂得找不着北了，緊着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心說毛主席要是知道你偷家裡的東西賣，非抽你丫的。
” 正說着，燈突然滅了，餐廳裡一片黑暗。
這是常事，這兩年城市供電不足，經常停電。
袁軍等人鼓噪起來：“怎麼回事？沒電啦？哎喲，我的嘴呢？我把面包塞鼻子裡去啦……” 男服務員在黑暗中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