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 如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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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才吃點東西。
這兩個詞，原本是舊時頌揚帝王勤政的套話，雍正卻很認真地做到了。
别的不說，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閣》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還不知幾何。
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工作。
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勤政精神，幾乎所有曆史學家都不否認。
雍正的個人生活也很簡單，沒什麼嗜好和娛樂，不愛遊獵，也不算好色。
他也喜歡一些小玩藝，但不玩物喪志。
有些東西為他所喜愛，還是因為有用，比如眼鏡。
雍正因為眼力不好，特别喜歡眼鏡。
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鏡，各處安放，以便他辦公時随時取用。
他還賜給王公大臣眼鏡，目的是要他們勤勞公事。
他甚至下令給揚灰處的工人發放眼鏡，以為勞保用品。
在“以天下為己任”方面，雍正确實做到了以身作則。
雍正也不是糊塗皇帝。
他曾對群臣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種沒有閱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種隻知享樂的纨绔阿哥。
所以他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能力嚴格要求臣下。
而且，他認為，隻要君臣雙方都相待以誠，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瞞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範臣下，則雙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朋友式的關系。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
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
”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乎乎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
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
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
古人雲：“黃河清，聖人出。
”當然是祥瑞。
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
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内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
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
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黴，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
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鑒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
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
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黴)。
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
對于批評，雍正的态度就要認真得多。
雍正并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
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
甚至有時雖然并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
比如大學士朱轼一貫是批評雍正的。
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曆當老師。
後來連朱轼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
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
”朱轼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
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
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绂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
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系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
”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绂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
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雕；不準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
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系，隻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并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
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準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
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
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
這就矛盾。
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準别人交朋友，隻準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準對别人有感情，隻準對他一個人獻忠心。
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這兩個詞，原本是舊時頌揚帝王勤政的套話，雍正卻很認真地做到了。
别的不說，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閣》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還不知幾何。
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工作。
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勤政精神，幾乎所有曆史學家都不否認。
雍正的個人生活也很簡單，沒什麼嗜好和娛樂，不愛遊獵，也不算好色。
他也喜歡一些小玩藝，但不玩物喪志。
有些東西為他所喜愛，還是因為有用，比如眼鏡。
雍正因為眼力不好，特别喜歡眼鏡。
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鏡，各處安放，以便他辦公時随時取用。
他還賜給王公大臣眼鏡，目的是要他們勤勞公事。
他甚至下令給揚灰處的工人發放眼鏡，以為勞保用品。
在“以天下為己任”方面，雍正确實做到了以身作則。
雍正也不是糊塗皇帝。
他曾對群臣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種沒有閱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種隻知享樂的纨绔阿哥。
所以他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能力嚴格要求臣下。
而且，他認為，隻要君臣雙方都相待以誠，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瞞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範臣下，則雙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朋友式的關系。
雍正自己心裡也應該有數。
他對群臣說：“君臣之間唯以推誠為貴，朕與卿等期共勉之。
”但他自己，能對臣下不猜忌、不防範、不整治嗎？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來揭批年羹堯時，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動作，或者傻乎乎地說年羹堯這個人多少還有些功勞，雍正能滿意嗎？顯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
而且，說句不好聽的話，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
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兩總督三巡撫報告黃河水清。
古人雲：“黃河清，聖人出。
”當然是祥瑞。
雍正大喜，給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級。
這時，有個大理寺卿名叫鄒汝魯的，寫了篇《河清頌》來拍馬屁，内有“舊染維新，風移俗易”兩句，意思是說正因為皇上搞改革，實行新政，黃河才變清了。
誰知卻使雍正大為惱怒，質問鄒汝魯“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職，罰到荊江工程去修水利。
你想，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黴，把真話都講出來豈不更是冒傻氣？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
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鑒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
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
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
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黴)。
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
對于批評，雍正的态度就要認真得多。
雍正并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
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
甚至有時雖然并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
比如大學士朱轼一貫是批評雍正的。
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曆當老師。
後來連朱轼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
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
”朱轼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
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
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绂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
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系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
”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绂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
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雕；不準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
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系，隻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允許并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
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準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
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
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
這就矛盾。
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準别人交朋友，隻準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準對别人有感情，隻準對他一個人獻忠心。
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