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壞制度 四、官員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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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最高的是進士，唐人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三十歲才考上明經科就太差勁了，五十歲能考中進士則很不容易。
因為明經科考的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進士科卻考真才實學。
明清以後，盡罷諸科，隻留進士，考試内容則合并明經、進士兩科。
這是當年王安石主張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論。
其次是考試的嚴格。
唐宋兩代，“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明清卻要從下到上一路考下來。
先在州縣考，叫“童試”；然後在省裡考，叫“鄉試”；然後在部裡考，叫“會試”；最後在宮裡考，叫“殿試”。
層層選拔，層層淘汰，過五關，斬六将，才能出人頭地。
所以很多讀書人，一輩子就耗在考場上了。
第三是等級的森嚴。
參加童試的考生，不論年齡大小，一律叫“童生”。
考中了，就叫“生員”，俗稱“秀才”，算是通過了府、州、縣的“入學考試”。
是否到縣學府學讀書倒不一定，但有資格到省參加鄉試。
鄉試三年一次，八月舉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場，中試者為“舉人”（因此叫“中舉”），有資格進京參加會試。
會試次年二月舉行（因此叫“春闱”），由禮部主持（因此又叫“禮闱”），中試者為“進士”。
進士最後還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義）在宮廷裡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這就是殿試。
殿試中進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門生”，名單用黃绫書寫向全國公布，叫“金榜題名”。
這就是等級制度了。
秀才一級，舉人一級，進士又一級，三級。
進士也分級，最高一級（一甲）三個：狀元、榜眼、探花，叫“賜進士及第”，也叫“鼎甲”（狀元則叫“鼎元”）；第二級（二甲）若幹，叫“賜進士出身”；第三級更多一些，叫“賜同進士出身”。
這又是三級。
這還不夠。
中了進士，照例還應該留在京師讀書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資格的進士來教，叫“散館”。
三年以後，再考一次，成績好的就進翰林院，這才算是到了頂，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資格。
明清兩代，秀才、舉人，是很難做到大官的；進士、翰林，也很少有隻做小官的。
不像兩漢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
這就有點像魏晉南北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都講“出身”，隻不過魏晉的“出身”指血統，明清的“出身”指功名。
進士、翰林，就叫“出身好”。
秀才、舉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隻好去做吏。
明清時代在衙門裡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
官就是正職，即長官；僚就是副職、佐貳，即僚屬；吏就是辦事員，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員，有品級（比如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
又因為自隋以後，官和僚都由中央統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則“不入流”，由長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實是民。
也就是說，官僚都是“國家幹部”，吏卻隻好算作“以工代幹”。
他們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員”，其身份與衙役（更夫、捕快、獄卒之類）并無區别，隻不過更夫、捕快、獄卒或服勞役，或服兵役，胥吏則提供知識性服務而已。
因此胥吏地位極低（常被呼為“狗吏”），待遇也極低（往往領不到薪水）。
此外，還有一條規定，就是胥吏不能當禦史（監察官），也不能考進士。
官和吏，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了。
不過胥吏的地位雖然低，政治影響卻大，因為國家事務，尤其是地方行政，實際上是靠胥吏來處理的。
進士、翰林出身的“官”們，“學問”雖好，能力卻很可疑。
他們往往不屑于（其實也未必能）處理繁瑣的具體事務。
“吏”卻是這方面的專門人才。
而且，由于胥吏沒有别的出路，無法像官那樣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專門人才”，并在執法領域“大顯身手”。
結果，在處理國家事務和地方行政時，官是外行，吏是内行。
外行雖然在名義上領導内行，内行卻可以在實際上糊弄外行。
要知道，帝國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則性意見”，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寫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辭和語焉不詳的，具體尺度全靠執行者掌握。
官們既然不懂行，則升遷的快慢，處分的輕重，賦稅的多少，工程的增減，便都由吏們說了算，或者被胥吏牽着鼻子走。
所以，明末的顧炎武，便說當時的情況是“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
清末的郭嵩焘，也說有清一代是“與胥吏共天下”。
一個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實際上是由一大批永無出頭之日的辦事員（胥吏）來操縱的，那光景大約意見可想而知。
因為明經科考的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進士科卻考真才實學。
明清以後，盡罷諸科，隻留進士，考試内容則合并明經、進士兩科。
這是當年王安石主張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論。
其次是考試的嚴格。
唐宋兩代，“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明清卻要從下到上一路考下來。
先在州縣考，叫“童試”；然後在省裡考，叫“鄉試”；然後在部裡考，叫“會試”；最後在宮裡考，叫“殿試”。
層層選拔，層層淘汰，過五關，斬六将，才能出人頭地。
所以很多讀書人，一輩子就耗在考場上了。
第三是等級的森嚴。
參加童試的考生，不論年齡大小，一律叫“童生”。
考中了，就叫“生員”，俗稱“秀才”，算是通過了府、州、縣的“入學考試”。
是否到縣學府學讀書倒不一定，但有資格到省參加鄉試。
鄉試三年一次，八月舉行（因此叫“秋闱”），考三場，中試者為“舉人”（因此叫“中舉”），有資格進京參加會試。
會試次年二月舉行（因此叫“春闱”），由禮部主持（因此又叫“禮闱”），中試者為“進士”。
進士最後還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義）在宮廷裡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這就是殿試。
殿試中進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門生”，名單用黃绫書寫向全國公布，叫“金榜題名”。
這就是等級制度了。
秀才一級，舉人一級，進士又一級，三級。
進士也分級，最高一級（一甲）三個：狀元、榜眼、探花，叫“賜進士及第”，也叫“鼎甲”（狀元則叫“鼎元”）；第二級（二甲）若幹，叫“賜進士出身”；第三級更多一些，叫“賜同進士出身”。
這又是三級。
這還不夠。
中了進士，照例還應該留在京師讀書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資格的進士來教，叫“散館”。
三年以後，再考一次，成績好的就進翰林院，這才算是到了頂，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資格。
明清兩代，秀才、舉人，是很難做到大官的；進士、翰林，也很少有隻做小官的。
不像兩漢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
這就有點像魏晉南北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都講“出身”，隻不過魏晉的“出身”指血統，明清的“出身”指功名。
進士、翰林，就叫“出身好”。
秀才、舉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隻好去做吏。
明清時代在衙門裡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
官就是正職，即長官；僚就是副職、佐貳，即僚屬；吏就是辦事員，即胥吏。
官和僚都是官員，有品級（比如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
又因為自隋以後，官和僚都由中央統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吏則“不入流”，由長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實是民。
也就是說，官僚都是“國家幹部”，吏卻隻好算作“以工代幹”。
他們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員”，其身份與衙役（更夫、捕快、獄卒之類）并無區别，隻不過更夫、捕快、獄卒或服勞役，或服兵役，胥吏則提供知識性服務而已。
因此胥吏地位極低（常被呼為“狗吏”），待遇也極低（往往領不到薪水）。
此外，還有一條規定，就是胥吏不能當禦史（監察官），也不能考進士。
官和吏，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了。
不過胥吏的地位雖然低，政治影響卻大，因為國家事務，尤其是地方行政，實際上是靠胥吏來處理的。
進士、翰林出身的“官”們，“學問”雖好，能力卻很可疑。
他們往往不屑于（其實也未必能）處理繁瑣的具體事務。
“吏”卻是這方面的專門人才。
而且，由于胥吏沒有别的出路，無法像官那樣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專門人才”，并在執法領域“大顯身手”。
結果，在處理國家事務和地方行政時，官是外行，吏是内行。
外行雖然在名義上領導内行，内行卻可以在實際上糊弄外行。
要知道，帝國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則性意見”，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寫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辭和語焉不詳的，具體尺度全靠執行者掌握。
官們既然不懂行，則升遷的快慢，處分的輕重，賦稅的多少，工程的增減，便都由吏們說了算，或者被胥吏牽着鼻子走。
所以，明末的顧炎武，便說當時的情況是“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
清末的郭嵩焘，也說有清一代是“與胥吏共天下”。
一個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實際上是由一大批永無出頭之日的辦事員（胥吏）來操縱的，那光景大約意見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