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 六、制度并不能保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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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我自己的切身體會。
就說學術界，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說是夠多的了。
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都有種種繁瑣的、細緻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規定，還建立了諸如“匿名評審”之類據說是很“科學”的制度。
結果怎麼樣呢？依我看，照樣還是“該上的上不了，不該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評職稱，以前是開教授會議，由教授們決定誰上誰不上。
後來說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種種條條杠杠，對号入座。
比方說當教授要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
這樣一來，學校評職稱，就變成了刊物評職稱。
于是這些刊物的行情大漲，大家都到他們那裡去拉關系走後門。
一旦獲得這些“硬件”，學術水平再差的人也變得牛皮哄哄，拿着這些論文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誰不同意他說誰腐敗。
至于這些所謂的“論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槍手”捉刀，則是沒有人管的事。
因此，自從實行了這些制度以後，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了下來。
同樣，所謂“匿名評審”也不管用。
不錯，送材料的時候，申請人的名字是匿去了。
材料寄回來的時候，評審人的名字也匿去了。
但材料寄給誰，寄的是誰的材料，負責寄送的人知道呀！這樣一來，申請人和負責人關系的好壞，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了。
結果，常常是這邊材料還沒有寄出，那邊就接到了說情或者告狀的電話。
如果是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還可能會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門造訪。
老實說，這事我也幹過，既托過人，也受過托。
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你不能一點面子都不講。
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學，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門來，你能不大開方便之門？至少，在不太離譜的情況下，你不會太堅持原則吧？ 所有這一切，都不違反制度（向評審人說情或者告狀除外，但你永遠查不出）。
尤其是發表論文達到多少篇就可以當教授，更不違反制度。
如果評審不能通過，還會有人打抱不平。
結果，我們就“合法”地評出許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導。
我不知道他們是該叫“真的假教授”，還是該叫“假的真博導”，也許該叫“非典型教授”吧？這可比做假文憑還可怕。
假文憑總歸可以查出，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導”卻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搖撞騙，不知廉恥地誤人子弟，直至把我們的學術界搞得烏煙瘴氣。
或許有人會說，這還是因為制度不夠完善和健全。
這話沒錯。
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
人不變，制度再好也沒有用。
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
中國人在這方面，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
因此，根本的問題在于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這可是比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所以，非典型腐敗和非典型肺炎一樣，是不好對付的。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非典型腐敗比非典型肺炎更難對付。
因為這場病，我們民族已經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卻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幾乎人人都是帶菌者，時時都是潛伏期。
其原因，就在于以前開出的藥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藥能力。
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則又在于沒有找到病根。
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敗，就必須對它進行病理分析。
實際上，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非典型腐敗，其實是一種區域性曆史現象。
原始社會沒有，發達國家也不太多（他們那裡有腐敗，但很少有非典型腐敗）。
它的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再縮小檢索範圍，則又不難發現，無論典型腐敗，還是非典型腐敗，都無不發生在權力關系之中。
腐敗這東西，戰場上沒有球場上有，商場上沒有官場上有。
戰場上靠的是武力，商場上靠的是财力，它們都不靠權力。
商場上如果也要搞腐敗，則這種商業活動必與權力機構有關，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
此為國際之通例，故西方發達國家也頻頻爆出此類醜聞。
戰場上如果也搞腐敗，則必非真正的戰争。
所謂并非真正的戰争，是指戰争的一方根本無心作戰，作戰雙方是非對抗性的（比如美國與伊拉克）。
至于球場上出現腐敗，則因為賽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種帶有表演性和商業性的“虛拟戰争”，當然很容易被收買。
顯然，腐敗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事，是權力與利益之間的一種交易。
因此，但凡存在權力關系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
如果這種權力關系比較隐秘，則表現為非典型腐敗。
同樣，隻要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腐敗就必然發生；而當這種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至于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有了權力贖買的性質，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時，非典型腐敗就會成為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
就說學術界，這些年建立的制度可以說是夠多的了。
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都有種種繁瑣的、細緻的、量化的、可操作的規定，還建立了諸如“匿名評審”之類據說是很“科學”的制度。
結果怎麼樣呢？依我看，照樣還是“該上的上不了，不該上的上了”，而且比先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如評職稱，以前是開教授會議，由教授們決定誰上誰不上。
後來說這是“人治”，要不得，要改成“法治”，定出種種條條杠杠，對号入座。
比方說當教授要權威刊物論文多少篇，核心刊物論文多少篇。
這樣一來，學校評職稱，就變成了刊物評職稱。
于是這些刊物的行情大漲，大家都到他們那裡去拉關系走後門。
一旦獲得這些“硬件”，學術水平再差的人也變得牛皮哄哄，拿着這些論文理直氣壯地要職稱，誰不同意他說誰腐敗。
至于這些所謂的“論文”水平到底如何，甚至是不是“槍手”捉刀，則是沒有人管的事。
因此，自從實行了這些制度以後，學術界的整體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倒降了下來。
同樣，所謂“匿名評審”也不管用。
不錯，送材料的時候，申請人的名字是匿去了。
材料寄回來的時候，評審人的名字也匿去了。
但材料寄給誰，寄的是誰的材料，負責寄送的人知道呀！這樣一來，申請人和負責人關系的好壞，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了。
結果，常常是這邊材料還沒有寄出，那邊就接到了說情或者告狀的電話。
如果是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獎，還可能會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登門造訪。
老實說，這事我也幹過，既托過人，也受過托。
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你不能一點面子都不講。
如果是你的老朋友、老熟人、老同學，甚至是先前于你有恩的人找上門來，你能不大開方便之門？至少，在不太離譜的情況下，你不會太堅持原則吧？ 所有這一切，都不違反制度（向評審人說情或者告狀除外，但你永遠查不出）。
尤其是發表論文達到多少篇就可以當教授，更不違反制度。
如果評審不能通過，還會有人打抱不平。
結果，我們就“合法”地評出許多根本不合格的教授、博導。
我不知道他們是該叫“真的假教授”，還是該叫“假的真博導”，也許該叫“非典型教授”吧？這可比做假文憑還可怕。
假文憑總歸可以查出，這些“真的假教授”和“假的真博導”卻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搖撞騙，不知廉恥地誤人子弟，直至把我們的學術界搞得烏煙瘴氣。
或許有人會說，這還是因為制度不夠完善和健全。
這話沒錯。
但是，再完善再健全的制度，也是靠人來執行的。
人不變，制度再好也沒有用。
最後的結果，恐怕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防不勝防。
中國人在這方面，可是積累了上千年的經驗。
因此，根本的問題在于改造社會，改造國民性，這可是比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重要得多，也艱難得多的事情，正可謂任重而道遠。
所以，非典型腐敗和非典型肺炎一樣，是不好對付的。
甚至我們還可以說，非典型腐敗比非典型肺炎更難對付。
因為這場病，我們民族已經得了很多年，也治了很多年，卻一直治不好，以至于弄得幾乎人人都是帶菌者，時時都是潛伏期。
其原因，就在于以前開出的藥方，多半治标不治本，反倒弄得那病毒有了抗藥能力。
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則又在于沒有找到病根。
因此，要根治非典型腐敗，就必須對它進行病理分析。
實際上，隻要稍加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所謂非典型腐敗，其實是一種區域性曆史現象。
原始社會沒有，發達國家也不太多（他們那裡有腐敗，但很少有非典型腐敗）。
它的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東方專制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再縮小檢索範圍，則又不難發現，無論典型腐敗，還是非典型腐敗，都無不發生在權力關系之中。
腐敗這東西，戰場上沒有球場上有，商場上沒有官場上有。
戰場上靠的是武力，商場上靠的是财力，它們都不靠權力。
商場上如果也要搞腐敗，則這種商業活動必與權力機構有關，比如和政府做生意，或需要政府的批文。
此為國際之通例，故西方發達國家也頻頻爆出此類醜聞。
戰場上如果也搞腐敗，則必非真正的戰争。
所謂并非真正的戰争，是指戰争的一方根本無心作戰，作戰雙方是非對抗性的（比如美國與伊拉克）。
至于球場上出現腐敗，則因為賽事原本可以看作一種帶有表演性和商業性的“虛拟戰争”，當然很容易被收買。
顯然，腐敗是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事，是權力與利益之間的一種交易。
因此，但凡存在權力關系的地方，就有腐敗的可能。
如果這種權力關系比較隐秘，則表現為非典型腐敗。
同樣，隻要這種權力是可以贖買的，腐敗就必然發生；而當這種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以至于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有了權力贖買的性質，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習慣時，非典型腐敗就會成為社會難以根治的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