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 二、所謂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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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關部門打交道。
再說了，你找熟人、找老鄉、找上級官員，要不要花錢、要不要送禮？恐怕還不少花不少送，那還不如直接送給有關部門來得便當花得值。
有關部門也很坦然。
因為他很清楚這筆錢你反正是要花的。
花在他身上，你還節約一些。
何況你花的這點錢，和你要辦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
你們地方官在飽餐饕餮之餘送一盤白切雞給我們吃，這不能算是行賄，也不能算是腐敗，而簡直就是天經地義。
中央部門和上級機關雖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級多呀！這樣積少成多，也有相當可觀的“規模效益”，因此雙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個規矩。
比方說，到哪一級部門辦事，辦多大的事，就該送多少“部費”或“使費”，必須大緻上有個一定之規。
這在下級，是害怕上級索要無度；在上級，則是擔心同級心理失衡。
你想，比如同為司官，你每次的部費是一百兩，我卻隻有二十兩，我心理會平衡？能不找個岔子鬧将起來？大家都在做遊戲。
一個人心理不平衡，遊戲就做不下去。
所以非有個規矩不可。
而且，也不光是數目要有規矩，節目也要有規矩。
要不然，不管什麼時候，有事沒事的亂送，也不成體統。
求人辦事的時候當然要送，但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也不好意思。
所以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大體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給上級官員買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費和降溫費。
再就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兩壽”（領導和領導的太太過生日），照例也要送。
這是常規的。
非常規的則根據臨時要辦事情的大小難易随行就市。
但重要的是這個常規。
有了這個常規，下級知道什麼時候該送，上級知道什麼時候有收，下級不怕多出，上級不怕歉收，大家心裡都有數，是一種官場上的“計劃經濟”。
更重要的是，隻有把“陋規”變成“成規”，陋規才不再是陋規。
因為既然是成規，那麼，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這麼做。
你不這樣做，就是不懂規矩，也就别想在官場上立足。
所以就連林則徐這樣的好官，也按照官場陋規收紅包。
他在擔任陝西巡撫時，單單陝西督糧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規性紅包，就是紋銀5200兩，還不包括“三節兩壽”的節禮和門包雜費之類。
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規矩做事的沒有幾個，而且都沒什麼好下場。
比如海瑞，是絕對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場上也極其不得人心。
隻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當作樣闆供在廟堂上（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其他官員，大約便都隻能“入鄉随俗”了。
這就保證了“非典型腐敗”的暢通無阻。
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大家都這麼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
這是咱們中國文化的定律（請參看拙著《閑話中國人》）。
收受“規禮”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敗。
就連算作“非典型腐敗”，恐怕也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陋規一旦變成了成規，還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比方說，變成生财之道。
道理也很簡單：雖然誰都知道孝敬上級官員和上級部門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誰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說也掏不起。
因此辦法也隻有一個，就是向下級攤派。
下級雖然并不願意，但因為是常規，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沒有話說，隻好照交。
當然，下級也不會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級攤派。
而且，攤派的時候，還可以多要一點，多餘的便據為己有。
比如山西省招待欽差，需要的隻有二萬，收上來的卻是三五萬，豈不是賺了？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就因為這種做法已是成規，誰都不會出來檢舉揭發說三道四。
所以，太原府的領導便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親自給各縣寫信要錢，結果把柄落在林縣長手裡，而且鐵證如山。
事實上如果不是虞專員壞了規矩，林縣長也不會翻臉不認人。
他并不反對攤派，也有辦法對付。
至少，他（也包括其他縣長）并不擔心常規的孝敬，因為他們也有合法的、常規的額外收入，這就是所謂“耗羨”。
我們知道，帝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納稅完糧。
這種稅收通常有兩種繳納方式，一是交錢，一是交糧。
運到國庫裡的，也既有銀子，也有糧米。
但從地方到中央，千裡運糧，豈能不損耗？老百姓交上來的碎銀子要鑄成元寶，損耗也是有的。
然而戶部收繳的銀糧，卻要求足銀足米。
那麼，這當中的虧損算誰的？當然不能算各級官員的，隻能在收銀收糧的時候多收一點，叫“米耗”和“火耗”，統稱“耗羨”。
地方官在計算損耗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多少算多少，而是會再多算一點。
這就有了一筆額外收入。
這筆額外收入，隻有州縣才有。
因為在明清兩代，隻有州縣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
州縣作為“一方父母”，在征收常規稅費之外再加派一點什麼，隻要地方上能承受，問題也不太大。
州縣有此“合法”的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撫督；撫督有此額外收入，則可以孝敬京官。
這樣一來，非典型腐敗的實行，就有了經濟保障。
而且，由于它的源頭是被視為“合法收入”的“耗羨”，因此，以後的一連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賄賂，頂多隻能算是“陋規”。
再說了，你找熟人、找老鄉、找上級官員，要不要花錢、要不要送禮？恐怕還不少花不少送，那還不如直接送給有關部門來得便當花得值。
有關部門也很坦然。
因為他很清楚這筆錢你反正是要花的。
花在他身上，你還節約一些。
何況你花的這點錢，和你要辦的事，是很不成比例的。
你們地方官在飽餐饕餮之餘送一盤白切雞給我們吃，這不能算是行賄，也不能算是腐敗，而簡直就是天經地義。
中央部門和上級機關雖然每次抽成不多，但他的下級多呀！這樣積少成多，也有相當可觀的“規模效益”，因此雙方便都很平衡。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立個規矩。
比方說，到哪一級部門辦事，辦多大的事，就該送多少“部費”或“使費”，必須大緻上有個一定之規。
這在下級，是害怕上級索要無度；在上級，則是擔心同級心理失衡。
你想，比如同為司官，你每次的部費是一百兩，我卻隻有二十兩，我心理會平衡？能不找個岔子鬧将起來？大家都在做遊戲。
一個人心理不平衡，遊戲就做不下去。
所以非有個規矩不可。
而且，也不光是數目要有規矩，節目也要有規矩。
要不然，不管什麼時候，有事沒事的亂送，也不成體統。
求人辦事的時候當然要送，但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也不好意思。
所以也有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大體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炭敬和冰敬，是給上級官員買木炭和冰水的，也就是取暖費和降溫費。
再就是“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兩壽”（領導和領導的太太過生日），照例也要送。
這是常規的。
非常規的則根據臨時要辦事情的大小難易随行就市。
但重要的是這個常規。
有了這個常規，下級知道什麼時候該送，上級知道什麼時候有收，下級不怕多出，上級不怕歉收，大家心裡都有數，是一種官場上的“計劃經濟”。
更重要的是，隻有把“陋規”變成“成規”，陋規才不再是陋規。
因為既然是成規，那麼，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這麼做。
你不這樣做，就是不懂規矩，也就别想在官場上立足。
所以就連林則徐這樣的好官，也按照官場陋規收紅包。
他在擔任陝西巡撫時，單單陝西督糧道每年孝敬他的常規性紅包，就是紋銀5200兩，還不包括“三節兩壽”的節禮和門包雜費之類。
我的印象中，完全不按此規矩做事的沒有幾個，而且都沒什麼好下場。
比如海瑞，是絕對不收不送的，但他在官場上也極其不得人心。
隻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才被當作樣闆供在廟堂上（請參看拙著《品人錄》）。
其他官員，大約便都隻能“入鄉随俗”了。
這就保證了“非典型腐敗”的暢通無阻。
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大家都這麼做，也就合情、合理、合法。
這是咱們中國文化的定律（請參看拙著《閑話中國人》）。
收受“規禮”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那就不能算是腐敗。
就連算作“非典型腐敗”，恐怕也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
陋規一旦變成了成規，還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
比方說，變成生财之道。
道理也很簡單：雖然誰都知道孝敬上級官員和上級部門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但誰也不肯自己掏腰包，再說也掏不起。
因此辦法也隻有一個，就是向下級攤派。
下級雖然并不願意，但因為是常規，是成例，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沒有話說，隻好照交。
當然，下級也不會自己掏腰包，而是再向下級攤派。
而且，攤派的時候，還可以多要一點，多餘的便據為己有。
比如山西省招待欽差，需要的隻有二萬，收上來的卻是三五萬，豈不是賺了？這些地方官之所以如此膽大妄為，就因為這種做法已是成規，誰都不會出來檢舉揭發說三道四。
所以，太原府的領導便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親自給各縣寫信要錢，結果把柄落在林縣長手裡，而且鐵證如山。
事實上如果不是虞專員壞了規矩，林縣長也不會翻臉不認人。
他并不反對攤派，也有辦法對付。
至少，他（也包括其他縣長）并不擔心常規的孝敬，因為他們也有合法的、常規的額外收入，這就是所謂“耗羨”。
我們知道，帝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納稅完糧。
這種稅收通常有兩種繳納方式，一是交錢，一是交糧。
運到國庫裡的，也既有銀子，也有糧米。
但從地方到中央，千裡運糧，豈能不損耗？老百姓交上來的碎銀子要鑄成元寶，損耗也是有的。
然而戶部收繳的銀糧，卻要求足銀足米。
那麼，這當中的虧損算誰的？當然不能算各級官員的，隻能在收銀收糧的時候多收一點，叫“米耗”和“火耗”，統稱“耗羨”。
地方官在計算損耗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多少算多少，而是會再多算一點。
這就有了一筆額外收入。
這筆額外收入，隻有州縣才有。
因為在明清兩代，隻有州縣才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牧民之官”。
州縣作為“一方父母”，在征收常規稅費之外再加派一點什麼，隻要地方上能承受，問題也不太大。
州縣有此“合法”的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府道；府道有此額外收入，就可以孝敬撫督；撫督有此額外收入，則可以孝敬京官。
這樣一來，非典型腐敗的實行，就有了經濟保障。
而且，由于它的源頭是被視為“合法收入”的“耗羨”，因此，以後的一連串孝敬，也就不能算作賄賂，頂多隻能算是“陋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