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 一、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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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落進了張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三五萬兩銀子可不是小數。
據吳思先生計算，它相當于1000萬人民币，在江南一帶可以購買二三百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
如果用當時官員的俸祿來計算，則相當于一個一品大員200年的薪水。
所以，這兩條要是深究起來，張澧中也好，湯金钊和隆雲章也好，不掉腦袋，也得掉烏紗帽。
問題在于，張澧中他們這樣做，并不是他們膽大妄為，更不是他們的發明創造。
全中國各省各府都是這麼做的，隻不過因為各地貧富不均，銀兩的數字有些出入罷了。
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心裡都很清楚，他們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裡，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裡，而是掌握在上級官員手裡。
我們知道，當時全國共有18行省。
每省一個布政使（藩台），一個按察使（臬台），就是32員。
此外，一省一個巡撫（直隸、四川的撫職由總督兼領），共16員。
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各總督一員（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沒有總督管），共8員。
這樣，僅省與省之上級官員就有56人。
皇帝能看住這些人，就算不錯。
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實是管不了的，得靠總督、巡撫、藩台、臬台他們來管。
這個道理，道、府、州、縣們都明白。
問題是，上級官員雖然權力很大，油水卻不多，因為他們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
而且，官越大，離老百姓就越遠，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難。
這就要靠下級官員來“孝敬”。
我們知道，帝國的官員包括中樞官員（京官）和地方官員（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
州官、縣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
總督、巡撫、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級官的。
“牧民之官”地位低、權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則相反。
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來孝敬，中樞官則要靠地方官孝敬。
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盤。
這地盤上不但長莊稼，也出銀子、出女人。
地方官要拿一點來用，是很便當的（州官和縣官則尤為方便）。
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
牧人要從“羊”身上拔幾根“羊毛”，還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夠當上牧人，全靠上級官員關照（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們則要靠京官關照）。
那麼，難道不該貢獻一點“羊毛”？所以，作為一個地方官，招待來地方視察的上級官員，是他們的本分。
下級地方官為自己的上級招待上級“出血”，也是他們的本分。
比如省裡招待中央來的領導，當然要由縣裡出錢。
中央來的領導雖然不會領縣裡的情，但省裡會領。
作為一個縣長，這也就夠了。
縣長隻要哄得省長高興，前程就有了保障。
要他出點錢，他不會有意見。
至于省裡在計劃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縣裡向鄉裡、向百姓收稅收費的時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嗎？ 因此張澧中他們的做法并不标新立異。
他們遵守的，是官場中一條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規矩，當時的說法叫做“陋規”，也叫“規禮”。
反倒是林縣長的揭發有些“出格”，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這官還想不想當了？所以，楊巡撫看了張藩台彙報，便對陪同視察的朔平知府張集馨說：你們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 荒謬自然有荒謬的原因。
原來，前次省裡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縣查案子的時候，林縣長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要什麼給什麼。
就連虞專員要泡妞，林縣長都幫着找人，臨了還讓他腰包鼓鼓，滿載而歸。
然而虞專員回到省裡卻沒有說林縣長的好話，反而撺掇張省長把林縣長的一個小岔子上報中央，害得林縣長雞飛蛋打，丢了烏紗帽。
你想，縣長巴結專員、省長，不就是想落點好處麼？即便不能青雲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頂戴。
現在倒好，林縣長不但沒了升官的希望，連一個小小的縣太爺也做不成了，那他憑什麼還要巴結你？他又豈能不報這一箭之仇，豈能不設法把自己的“損失”補回來？林縣長心裡很清楚，張省長斷然不敢将材料上交。
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筆，讓你們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林縣長現在成了光腳的，他怕什麼！ 這件事最後由二品大員張省長向林縣長低頭，重金買回舉報材料了結。
具體的價碼，是現銀一萬（可以買三個縣職），并将林縣長任期内的虧空一筆勾銷，由後任承擔。
作為知情人之一，時任朔平知府的張集馨在他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一書中記錄了此案的全過程。
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以下簡稱《潛規則》）一書也引用了此案。
根據這個案例，也根據其他證據，吳思先生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曆史上的中國官場實際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紅頭文件來運作，而是靠一系列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規矩來維持的。
這樣一種規矩，吳思先生稱之為“潛規則”；而在我看來，由此表現出來的腐敗，就該叫做“非典型腐敗”。
據吳思先生計算，它相當于1000萬人民币，在江南一帶可以購買二三百處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
如果用當時官員的俸祿來計算，則相當于一個一品大員200年的薪水。
所以，這兩條要是深究起來，張澧中也好，湯金钊和隆雲章也好，不掉腦袋，也得掉烏紗帽。
問題在于，張澧中他們這樣做，并不是他們膽大妄為，更不是他們的發明創造。
全中國各省各府都是這麼做的，隻不過因為各地貧富不均，銀兩的數字有些出入罷了。
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心裡都很清楚，他們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裡，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裡，而是掌握在上級官員手裡。
我們知道，當時全國共有18行省。
每省一個布政使（藩台），一個按察使（臬台），就是32員。
此外，一省一個巡撫（直隸、四川的撫職由總督兼領），共16員。
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各總督一員（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沒有總督管），共8員。
這樣，僅省與省之上級官員就有56人。
皇帝能看住這些人，就算不錯。
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實是管不了的，得靠總督、巡撫、藩台、臬台他們來管。
這個道理，道、府、州、縣們都明白。
問題是，上級官員雖然權力很大，油水卻不多，因為他們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
而且，官越大，離老百姓就越遠，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難。
這就要靠下級官員來“孝敬”。
我們知道，帝國的官員包括中樞官員（京官）和地方官員（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
州官、縣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
總督、巡撫、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級官的。
“牧民之官”地位低、權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則相反。
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來孝敬，中樞官則要靠地方官孝敬。
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盤。
這地盤上不但長莊稼，也出銀子、出女人。
地方官要拿一點來用，是很便當的（州官和縣官則尤為方便）。
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
牧人要從“羊”身上拔幾根“羊毛”，還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夠當上牧人，全靠上級官員關照（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們則要靠京官關照）。
那麼，難道不該貢獻一點“羊毛”？所以，作為一個地方官，招待來地方視察的上級官員，是他們的本分。
下級地方官為自己的上級招待上級“出血”，也是他們的本分。
比如省裡招待中央來的領導，當然要由縣裡出錢。
中央來的領導雖然不會領縣裡的情，但省裡會領。
作為一個縣長，這也就夠了。
縣長隻要哄得省長高興，前程就有了保障。
要他出點錢，他不會有意見。
至于省裡在計劃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縣裡向鄉裡、向百姓收稅收費的時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嗎？ 因此張澧中他們的做法并不标新立異。
他們遵守的，是官場中一條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規矩，當時的說法叫做“陋規”，也叫“規禮”。
反倒是林縣長的揭發有些“出格”，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這官還想不想當了？所以，楊巡撫看了張藩台彙報，便對陪同視察的朔平知府張集馨說：你們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 荒謬自然有荒謬的原因。
原來，前次省裡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縣查案子的時候，林縣長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要什麼給什麼。
就連虞專員要泡妞，林縣長都幫着找人，臨了還讓他腰包鼓鼓，滿載而歸。
然而虞專員回到省裡卻沒有說林縣長的好話，反而撺掇張省長把林縣長的一個小岔子上報中央，害得林縣長雞飛蛋打，丢了烏紗帽。
你想，縣長巴結專員、省長，不就是想落點好處麼？即便不能青雲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頂戴。
現在倒好，林縣長不但沒了升官的希望，連一個小小的縣太爺也做不成了，那他憑什麼還要巴結你？他又豈能不報這一箭之仇，豈能不設法把自己的“損失”補回來？林縣長心裡很清楚，張省長斷然不敢将材料上交。
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筆，讓你們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林縣長現在成了光腳的，他怕什麼！ 這件事最後由二品大員張省長向林縣長低頭，重金買回舉報材料了結。
具體的價碼，是現銀一萬（可以買三個縣職），并将林縣長任期内的虧空一筆勾銷，由後任承擔。
作為知情人之一，時任朔平知府的張集馨在他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一書中記錄了此案的全過程。
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以下簡稱《潛規則》）一書也引用了此案。
根據這個案例，也根據其他證據，吳思先生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曆史上的中國官場實際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紅頭文件來運作，而是靠一系列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規矩來維持的。
這樣一種規矩，吳思先生稱之為“潛規則”；而在我看來，由此表現出來的腐敗，就該叫做“非典型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