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的戰争與戰争的鴉片 五、小曲好唱口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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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
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隻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
他家境平常，關系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台老闆，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
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
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為人乖巧，同僚喜歡。
這自然是不錯的。
但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應該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劉韻珂的“特别用心”在這場戰争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
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
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一位将軍（奕經）。
然而劉韻珂卻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觀。
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
關于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
這裡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别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别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
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争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隻許言“剿”不許言“撫”，隻許言“勝”不許言“敗”的。
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
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
每個人都顧慮着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并不容易。
他沒有後台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随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
更重要的是，他和顔伯焘一樣，曾是鐵杆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殚精竭慮。
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别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
定海、鎮海、甯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
驚駭之後是反思。
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淩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将都壓不住“逆賊”的嚣張氣焰，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将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
出于憂國，也出于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
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
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争”，甚至隻字不提“撫”或“羁縻”，而隻是提出繼續進行戰争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
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
其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
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隻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
他家境平常，關系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台老闆，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
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
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為人乖巧，同僚喜歡。
這自然是不錯的。
但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應該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劉韻珂的“特别用心”在這場戰争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
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
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一位将軍（奕經）。
然而劉韻珂卻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觀。
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
關于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
這裡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别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别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
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争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隻許言“剿”不許言“撫”，隻許言“勝”不許言“敗”的。
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
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
每個人都顧慮着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并不容易。
他沒有後台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随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
更重要的是，他和顔伯焘一樣，曾是鐵杆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殚精竭慮。
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别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
定海、鎮海、甯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
驚駭之後是反思。
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淩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将都壓不住“逆賊”的嚣張氣焰，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将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
出于憂國，也出于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
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
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争”，甚至隻字不提“撫”或“羁縻”，而隻是提出繼續進行戰争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
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