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六、教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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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王安石許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兩利”的。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
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
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
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
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隻不過并不牟取暴利而已。
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
赢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
再加上官府财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我們知道，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運送财物，以供國家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
輸送的品種和數量，當然也都有一定之規。
這就有弊病。
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
這原本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按照老辦法，則不管豐年災年，價貴價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準改變，當然并不合理。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哪裡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裡購買。
國庫裡面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
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出來的錢，就成為國家财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采購”，觀念也夠超前的。
但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衙門”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
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于此。
青苗法是衙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衙門做商店，兼做銀行。
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
商人以産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錢或賒物，年息二分。
于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隻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轼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簿書廪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
于是，“官買之價，必貴于民。
及其賣也，弊複如前”。
因此他斷言：朝廷隻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征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
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采購是怎麼回事。
那可真是不買對的，隻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
所以官方采購貴于民間采購，也就不足為奇。
至于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
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
他們的任務，原
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輸法也一樣。
熙甯五年（公元1072年），一個名叫魏繼宗的平民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戶奸商便趁機進行控制，牟取暴利，吃虧的自然是老百姓。
因此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來管理市場，物價低時增價收購，物價高時減價出售，則“商旅以通，國用以足”。
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
具體辦法，是由朝廷設立“市易司”，撥款一百萬貫為本，控制商業貿易。
這個辦法，和常平法一樣，也是動用國家力量來平抑物價。
當然“市易司”也不是專做虧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隻不過并不牟取暴利而已。
比方說富戶奸商一文錢買進二文錢賣出，“市易司”則一文錢買進一文半賣出。
赢利雖不算多，也能充盈國庫。
再加上官府财大氣粗，控制了市場，物價的波動就不會太大。
均輸法的用意也是好的。
我們知道，在王朝時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運送财物，以供國家必要之需，這就是所謂“輸”。
輸送的品種和數量，當然也都有一定之規。
這就有弊病。
比如同一個地方，有時年成好，有時不好；同一種東西，有的地方貴，有的地方不貴。
這原本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按照老辦法，則不管豐年災年，價貴價賤，輸送的品種和數量都不準改變，當然并不合理。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發運”為“均輸”，即撥款五百萬貫（另加三百萬石米）為本，由朝廷任命的“發運使”來統籌上供之事，以便“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也就是哪裡的東西便宜就在哪裡購買。
國庫裡面剩餘的物資，則由“發運使”賣到物價高的地區去。
這樣兩頭都有差價，多出來的錢，就成為國家财政的又一項收入。
這個辦法，也可以說就是變“地方貢奉”為“中央采購”，觀念也夠超前的。
但這樣一來，所謂“發運使衙門”就變成了一家最大的國營企業，而且是壟斷企業了。
其實青苗、市易兩法的問題也正在于此。
青苗法是衙門做銀行，市易法則是衙門做商店，兼做銀行。
因為“市易司”不但做買賣，還兼做貸款。
商人以産業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錢或賒物，年息二分。
于是市易司和發運使衙門，還有發放青苗貸款的州府縣府，便都既是衙門，又是企業（公司或銀行）。
我們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政府部門辦企業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何況王安石的辦法還不是政府部門辦企業，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結果自然隻能是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當時代理開封府推官的蘇轼就說均輸法弊端甚多：“簿書廪祿，為費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此其二。
于是，“官買之價，必貴于民。
及其賣也，弊複如前”。
因此他斷言：朝廷隻怕連本錢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獲”，也不會比向商人征稅來得多。
這是毋庸置疑的。
因為我們比誰都清楚“官倒”是怎麼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國企）采購是怎麼回事。
那可真是不買對的，隻買貴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沒有回扣不買（非賄不行）。
所以官方采購貴于民間采購，也就不足為奇。
至于官方經商，就更是有百弊無一利。
事實上所謂“市易司”，後來就變成了最大的投機倒把商。
他們的任務，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