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五、成敗與道德無關
關燈
小
中
大
變法的失敗是王安石萬萬沒有想到的。
平心而論，王安石确實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
為了改革，他殚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衆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病而死）。
何況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
保守派執政以後，新法接連被廢，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聞訊均默然無語。
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甯，他才愕然說道：也罷到這個麼？創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時神宗已去世）讨論了兩年之久，實在是已經考慮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誰也幫不上他的忙。
一個月後，王安石憂病而死。
一代偉人抱憾而終，但他的影響卻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時間的推移更加顯得耐人尋味。
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後世議論最多也争議最大的人物之一。
這說明改革确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後是非。
争論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
道德的譴責在變法之初就開始了。
早在司馬光之前，禦史中丞（相當于部長級國家監察部副部長）呂誨就曾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禦史（監察部幹部）劉琦等人則指斥負責實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
這種譴責甚至發展為人身攻擊。
比如蘇洵就專門寫了《辨奸論》一文，指桑罵槐地說現在有的人（實指王安石）嘴上講着孔子老子的話（口誦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齊的事（身履夷齊之事），為人處世卻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虜之衣），吃豬狗飯（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囚首喪面），居然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而談詩書）。
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大奸匿”？盡管這篇文章未必就是蘇洵所作，但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王安石的厭惡，卻是事實。
當然，諸如此類的道德攻擊從來就不會隻是單方面的。
王安石同樣攻擊司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
這就無異于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
因此這并不能說明什麼。
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绛、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甯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号），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後也被說成是“元祐奸黨”（元祐是哲宗于太後聽政時的年号），而且人數多達120人（以後又擴大到309人）。
他們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
至于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聖人。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
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标準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
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曆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産的宰相。
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将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将對方置
平心而論，王安石确實是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
為了改革，他殚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衆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病而死）。
何況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
保守派執政以後，新法接連被廢，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聞訊均默然無語。
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甯，他才愕然說道：也罷到這個麼？創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時神宗已去世）讨論了兩年之久，實在是已經考慮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誰也幫不上他的忙。
一個月後，王安石憂病而死。
一代偉人抱憾而終，但他的影響卻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時間的推移更加顯得耐人尋味。
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後世議論最多也争議最大的人物之一。
這說明改革确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後是非。
争論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
道德的譴責在變法之初就開始了。
早在司馬光之前，禦史中丞（相當于部長級國家監察部副部長）呂誨就曾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禦史（監察部幹部）劉琦等人則指斥負責實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
這種譴責甚至發展為人身攻擊。
比如蘇洵就專門寫了《辨奸論》一文，指桑罵槐地說現在有的人（實指王安石）嘴上講着孔子老子的話（口誦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齊的事（身履夷齊之事），為人處世卻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虜之衣），吃豬狗飯（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囚首喪面），居然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而談詩書）。
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大奸匿”？盡管這篇文章未必就是蘇洵所作，但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王安石的厭惡，卻是事實。
當然，諸如此類的道德攻擊從來就不會隻是單方面的。
王安石同樣攻擊司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
這就無異于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
因此這并不能說明什麼。
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绛、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甯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号），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後也被說成是“元祐奸黨”（元祐是哲宗于太後聽政時的年号），而且人數多達120人（以後又擴大到309人）。
他們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
至于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聖人。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
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标準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
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曆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産的宰相。
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将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将對方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