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為了忘卻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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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抗倭援朝戰争，在史學界實在不算個啥，也沒聽說哪位專家靠研究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隻是萬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萬曆三大征考》還算是馬馬虎虎外，許多細節隻能從日本和朝鮮史料中找。
說起來，也隻能怪我國地大物博，什麼事都有，什麼人都出，就規模而言，這場戰争确實不值一提，打了七年，從頭到尾，明軍的總人數不過四萬左右，直到最後一年，才勉強增兵至八萬，且打兩個月就收了場，架勢并不算大。
而日本為了打這場仗，什麼名将精兵之類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幾萬人拉到朝鮮，死光了再填，打到後來，國内農民不夠，竟然四處抓朝鮮人回去種田，實在是頂不住了。
朝鮮更不用說，被打得束手無策，奄奄一息，差點被人給滅了，國王都準備外出避難，苦難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鮮是差點沒命，而明朝卻全然沒有玩命的架勢，派幾萬人出國，軍費糧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辦挺了，事後連戰争賠款都沒要（估計日本也沒錢給）。
什麼叫強大？這就叫強大。
在進行這場戰争的同時，明朝還調兵十餘萬，圍剿四川方向的楊應龍叛亂，在萬曆同志看來，這位叫楊應龍的土财主（土司），比豐臣秀吉的威脅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傳方面，明朝也是相當落後。
戰争結束後，在日本，明明表現不咋樣的加藤清正、島津義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謂“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從沒消停過。
朝鮮方面，貨真價實的李舜臣自不必說，死後被封公爵，幾百年下來，能加的榮譽都加了，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對相關人員的處理，大緻是這樣的： 戰後，劉綎、陳璘任職都督同知（從一品），算是升了半級。
當然，也不是白升的，幾個月後，這二位仁兄就被調去四川播州的窮山惡水，因為在那裡，還有個楊應龍等着他們去收拾。
英勇獻身的鄧子龍也得到了封賞，他被追賜為都督佥事（從二品），并得到了一個世襲職位，給兒子找了個鐵飯碗。
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來，以上的幾位就算不錯了。
這位仁兄智勇雙全、能征善戰，幾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鮮戰局，是朝鮮戰争中最為傑出的軍事天才。
可這位蓋世英雄，死後不但沒人捧，還差點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說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禍。
明代是一個開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發言，批評皇帝，彈劾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過了頭，就有問題了，發展到萬曆年間，言官們已經是無所不罵，壞人要罵，好人也要罵，不幹事的要罵，幹事的也要罵，且職位越高，權力越大，罵得就越響。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這個條件，這位兄弟鎮守邊界數十年，權大勢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虧空貪污之類的事情也沒少幹，下台之後自然不招人待見，彈章堆得和山一樣高，說什麼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鮮風光一時，功勳卓著，就成了連帶打擊對象。
最惡心人的是禦史丁應泰，不但攻擊他本人，連他的戰績也要罵，說平壤戰役是小勝，日軍死傷極少，碧蹄館之戰是大敗，明軍死傷極多。
這還不算，他居然檢舉朝鮮與日本串通，說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要按照他的說法和算法，明軍的士兵估計都是死後從墳裡刨出來的（一共也就四、五萬人），日軍都是拿白鴿的和平使者（死傷不多，就是要逃）。
李如松應該算是雙面間諜，明明和日軍勾結，偏偏還把日軍趕跑了。
這人不但無恥，還很無聊，彈劾一封接着一封，鬧到最後，連不愛搭理人的萬曆也忍不住了，直接給他下了個革職令讓他滾蛋。
然而，從根本上講，封賞過少，彈劾過多的責任者并不是丁應泰，更不是萬曆，因為按照明朝的慣例和規定，像抗倭援朝這種規模的戰役，帶幾萬人出去打一場，封賞就這麼少，彈劾就這麼多，大家都習慣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雖然可笑，卻很真實： 對明朝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麼大事，自然就沒人管，自己不管别人當然也不管，加上那些無聊的言官潑髒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單全收，日本和朝鮮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說各話，于是，對這場戰争的評價，就變成了現在的這個樣子：争議、誤解、謎團。
然而無論大小，曆史上确實存在過這樣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為了摧垮貪欲和邪惡，遠赴他鄉，進行過一場偉大的戰争，在這場驚心動魄的較量裡，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切，知道有這樣一場戰争，有這樣一群人，曾為了捍衛自由與正義，英勇奮戰，毫無畏懼。
為了那些無比的智慧，無畏的勇氣，以及無私的犧牲。
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總兵麻貴率軍凱旋歸來，明神宗在午門接見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厭其煩的程序儀式後，明神宗下旨，當衆宣讀大明诏書，通傳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結束。
這是一封诏書，也是一個預言，因為在這份長篇大論之中，有這樣一句話： 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說起來，也隻能怪我國地大物博，什麼事都有，什麼人都出，就規模而言，這場戰争确實不值一提，打了七年，從頭到尾，明軍的總人數不過四萬左右，直到最後一年，才勉強增兵至八萬，且打兩個月就收了場，架勢并不算大。
而日本為了打這場仗，什麼名将精兵之類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幾萬人拉到朝鮮，死光了再填，打到後來，國内農民不夠，竟然四處抓朝鮮人回去種田，實在是頂不住了。
朝鮮更不用說，被打得束手無策，奄奄一息，差點被人給滅了，國王都準備外出避難，苦難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鮮是差點沒命，而明朝卻全然沒有玩命的架勢，派幾萬人出國，軍費糧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辦挺了，事後連戰争賠款都沒要（估計日本也沒錢給）。
什麼叫強大？這就叫強大。
在進行這場戰争的同時，明朝還調兵十餘萬，圍剿四川方向的楊應龍叛亂，在萬曆同志看來，這位叫楊應龍的土财主（土司），比豐臣秀吉的威脅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傳方面，明朝也是相當落後。
戰争結束後，在日本，明明表現不咋樣的加藤清正、島津義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謂“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從沒消停過。
朝鮮方面，貨真價實的李舜臣自不必說，死後被封公爵，幾百年下來，能加的榮譽都加了，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對相關人員的處理，大緻是這樣的： 戰後，劉綎、陳璘任職都督同知（從一品），算是升了半級。
當然，也不是白升的，幾個月後，這二位仁兄就被調去四川播州的窮山惡水，因為在那裡，還有個楊應龍等着他們去收拾。
英勇獻身的鄧子龍也得到了封賞，他被追賜為都督佥事（從二品），并得到了一個世襲職位，給兒子找了個鐵飯碗。
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來，以上的幾位就算不錯了。
這位仁兄智勇雙全、能征善戰，幾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鮮戰局，是朝鮮戰争中最為傑出的軍事天才。
可這位蓋世英雄，死後不但沒人捧，還差點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說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禍。
明代是一個開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發言，批評皇帝，彈劾大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過了頭，就有問題了，發展到萬曆年間，言官們已經是無所不罵，壞人要罵，好人也要罵，不幹事的要罵，幹事的也要罵，且職位越高，權力越大，罵得就越響。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這個條件，這位兄弟鎮守邊界數十年，權大勢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虧空貪污之類的事情也沒少幹，下台之後自然不招人待見，彈章堆得和山一樣高，說什麼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鮮風光一時，功勳卓著，就成了連帶打擊對象。
最惡心人的是禦史丁應泰，不但攻擊他本人，連他的戰績也要罵，說平壤戰役是小勝，日軍死傷極少，碧蹄館之戰是大敗，明軍死傷極多。
這還不算，他居然檢舉朝鮮與日本串通，說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要按照他的說法和算法，明軍的士兵估計都是死後從墳裡刨出來的（一共也就四、五萬人），日軍都是拿白鴿的和平使者（死傷不多，就是要逃）。
李如松應該算是雙面間諜，明明和日軍勾結，偏偏還把日軍趕跑了。
這人不但無恥，還很無聊，彈劾一封接着一封，鬧到最後，連不愛搭理人的萬曆也忍不住了，直接給他下了個革職令讓他滾蛋。
然而，從根本上講，封賞過少，彈劾過多的責任者并不是丁應泰，更不是萬曆，因為按照明朝的慣例和規定，像抗倭援朝這種規模的戰役，帶幾萬人出去打一場，封賞就這麼少，彈劾就這麼多，大家都習慣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雖然可笑，卻很真實： 對明朝而言，這實在不是個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麼大事，自然就沒人管，自己不管别人當然也不管，加上那些無聊的言官潑髒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單全收，日本和朝鮮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說各話，于是，對這場戰争的評價，就變成了現在的這個樣子：争議、誤解、謎團。
然而無論大小，曆史上确實存在過這樣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為了摧垮貪欲和邪惡，遠赴他鄉，進行過一場偉大的戰争，在這場驚心動魄的較量裡，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知道這一切，知道有這樣一場戰争，有這樣一群人，曾為了捍衛自由與正義，英勇奮戰，毫無畏懼。
為了那些無比的智慧，無畏的勇氣，以及無私的犧牲。
萬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總兵麻貴率軍凱旋歸來，明神宗在午門接見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厭其煩的程序儀式後，明神宗下旨，當衆宣讀大明诏書，通傳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結束。
這是一封诏書，也是一個預言，因為在這份長篇大論之中，有這樣一句話： 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