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變法皇帝 九 烏台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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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蘇轼犯案
元豐二年（1079年），是蘇轼最黑暗的歲月。
這一年，他調任湖州太守，這已經是他自熙甯三年（1070年）離開京城後第四個任職的地方。
此前，他在杭州任滿之後，調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滿後調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滿後再調任湖州太守。
按照慣例，官員調任，都要禮節性地向皇帝上表緻謝，内容無非是謝主隆恩之類的客套話。
蘇轼卻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生活的态度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之事，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俗話說，禍從口出，蘇轼吐得多了，給人留下把柄的機會也就多了，何況還有很多人睜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從他身上挑出一點材料修理他呢！這一次，蘇轼就因為他的臭脾氣，給人落下了話柄。
他在謝恩表中有這樣一句話： 陛下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蘇轼在這裡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
六月，監察禦史何大正在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某種氣味，便将其中的“新進”、“生事”等語摘引下來上奏，給蘇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蘇轼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轼愚弄朝廷。
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用伎倆。
關于“新進”、“生事”的出處，還有一段背景。
“新進”一詞是蘇轼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生事”一詞出自司馬光寫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意見，他曾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指責變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詞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蘇轼的謝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報全文刊載，他是名士，其手筆照例要引起人們的注意。
謝恩表刊出之後，那些“新進”們自然就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禦史中丞李定，是一個睚眦必報的小人。
當年因隐瞞母喪，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蘇轼在贈朱壽昌的詩中，也曾影射過他，故對蘇轼一直懷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機會進行報複。
他從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彈劾蘇轼，指責蘇轼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要求對蘇轼嚴加查辦。
然而，單憑蘇轼謝恩表上的一兩句話，是不足以扳倒蘇轼的。
湊巧當時出版了一本名為《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禦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蘇轼犯罪證據的機會。
監察禦史舒亶經過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轼的詩，斷章取義，作為彈劾蘇轼的證據。
蘇轼因對新法不滿而貶杭州，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遊山玩水，放情詩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煩惱歲月。
在這段時期内，他随感而發，創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詩，詩可以抒情，詩可以言志，蘇轼在他的詩中，難免會吐露自己的心聲，抒發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滿情緒，進而譏諷朝政。
李定等人将蘇轼的這些詩搜集起來，斷章取義地作為蘇轼攻擊朝廷的犯罪證據。
比如詠青苗的兩句： 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課吏的兩句： 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水利的兩句：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鹽禁的兩句： 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詠桧樹的兩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
這些詩句，都是詩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麼大不敬的心思、怨謗君父，且在當時還被傳誦一時。
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這些詩句作為蘇轼譏諷朝廷、攻擊新法的證據。
特别是詠桧樹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更是說成是影射皇帝，他們說：“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轼卻要在九泉下對蜇龍，不臣之心，莫過于此！” 趙顼一時也被讒言所蔽，以為蘇轼真個是逆臣。
下诏将蘇轼就地免職，逮捕押送進京，交禦史台審訊。
“烏台”是禦史台的别稱，《漢書?朱博傳》記載，禦史府（台）中有許多柏樹，常有數千隻烏鴉栖息在樹上，晨去暮來，号為“朝夕烏”。
因此，後人将禦史台稱為“烏台”。
由于蘇轼這次是因詩而獲罪的案子，是由幾名禦史一手制造，後又在禦史台
這一年，他調任湖州太守，這已經是他自熙甯三年（1070年）離開京城後第四個任職的地方。
此前，他在杭州任滿之後，調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滿後調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滿後再調任湖州太守。
按照慣例，官員調任，都要禮節性地向皇帝上表緻謝，内容無非是謝主隆恩之類的客套話。
蘇轼卻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對生活的态度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之事，則“如蠅在食，吐之乃已”，俗話說，禍從口出，蘇轼吐得多了，給人留下把柄的機會也就多了，何況還有很多人睜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從他身上挑出一點材料修理他呢！這一次，蘇轼就因為他的臭脾氣，給人落下了話柄。
他在謝恩表中有這樣一句話： 陛下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蘇轼在這裡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于在譴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
六月，監察禦史何大正在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某種氣味，便将其中的“新進”、“生事”等語摘引下來上奏，給蘇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明明是蘇轼在諷刺他們，而他們反說蘇轼愚弄朝廷。
偷梁換柱正是小人們的慣用伎倆。
關于“新進”、“生事”的出處，還有一段背景。
“新進”一詞是蘇轼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裡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
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
“生事”一詞出自司馬光寫給王安石的一封信中。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持反對意見，他曾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指責變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詞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
蘇轼的謝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報全文刊載，他是名士，其手筆照例要引起人們的注意。
謝恩表刊出之後，那些“新進”們自然就成了讀者心目中的笑柄。
禦史中丞李定，是一個睚眦必報的小人。
當年因隐瞞母喪，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蘇轼在贈朱壽昌的詩中，也曾影射過他，故對蘇轼一直懷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機會進行報複。
他從蘇轼的謝恩表中聞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彈劾蘇轼，指責蘇轼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洩對新法的不滿，要求對蘇轼嚴加查辦。
然而，單憑蘇轼謝恩表上的一兩句話，是不足以扳倒蘇轼的。
湊巧當時出版了一本名為《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禦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蘇轼犯罪證據的機會。
監察禦史舒亶經過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轼的詩，斷章取義，作為彈劾蘇轼的證據。
蘇轼因對新法不滿而貶杭州，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遊山玩水，放情詩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煩惱歲月。
在這段時期内，他随感而發，創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詩，詩可以抒情，詩可以言志，蘇轼在他的詩中，難免會吐露自己的心聲，抒發對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滿情緒，進而譏諷朝政。
李定等人将蘇轼的這些詩搜集起來，斷章取義地作為蘇轼攻擊朝廷的犯罪證據。
比如詠青苗的兩句： 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課吏的兩句： 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水利的兩句：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鹽禁的兩句： 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詠桧樹的兩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
這些詩句，都是詩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麼大不敬的心思、怨謗君父，且在當時還被傳誦一時。
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這些詩句作為蘇轼譏諷朝廷、攻擊新法的證據。
特别是詠桧樹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更是說成是影射皇帝，他們說：“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轼卻要在九泉下對蜇龍，不臣之心，莫過于此！” 趙顼一時也被讒言所蔽，以為蘇轼真個是逆臣。
下诏将蘇轼就地免職，逮捕押送進京，交禦史台審訊。
“烏台”是禦史台的别稱，《漢書?朱博傳》記載，禦史府（台）中有許多柏樹，常有數千隻烏鴉栖息在樹上，晨去暮來，号為“朝夕烏”。
因此，後人将禦史台稱為“烏台”。
由于蘇轼這次是因詩而獲罪的案子，是由幾名禦史一手制造，後又在禦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