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變法皇帝 三 怪人掀起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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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禦前大争論 西邊的警訊隻是一個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則是放在朝政事務上,說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進京之後,聖眷甚隆,鋒芒漸露,隻要有機會,他就會宣傳變法的思想。

    朝野上下,圍繞着王安石這個人,圍繞他的政治主張,展開了一場争論。

     朝廷國庫空虛,财政入不敷出,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這就是少年皇帝趙顼所面臨的難題,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趙顼把富國強兵視為國策,視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

     王安石也敏銳地覺察到,新天子與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銳氣,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時還透出一股隐約可見的憂慮。

    經過上次的單獨奏對,王安石基本摸清了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脈絡:他對現實很不滿,卻又很無奈,他想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卻又苦無良策。

    新天子是一個充滿希望、卻又滿懷心事的混合體。

     王安石從趙顼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種東西。

    正因為如此,隻要有機會,他就會在趙顼的面前大談特談朝政的積弊,大談特談他的理财理念。

    他說朝廷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疾病纏身的人,不下一劑猛藥,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舉動,趙顼都看在眼裡,他還沒有下決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将王安石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裡,有的人是看在眼裡,喜在心頭,有的人是看在眼裡,恨在心裡,牙癢癢,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甯元年(1068年),一場圍繞财政問題的大争論終于爆發了。

     這年八月,趙顼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舉行祭天大典。

    曆年慣例,參加祭天活動的百官都會得到皇帝賜給的一個大紅包,也就是賞錢。

    宰相曾公亮等人認為,由于河朔地區發生了大面積的旱災,國家财政匮乏,所以建議今年的郊祭賞錢就免了。

     趙顼似乎覺得自己這個皇帝做得也太窩囊了,剛剛做皇帝,第一次舉行郊祭,就将百官的紅包減掉了。

    面對捉襟見肘的國家财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一天早朝,趙顼将曾公亮提出的問題交給翰林學士們讨論。

     趙顼的诏命,猶如一滴水掉進了熱油鍋裡,立即沸騰了。

     翰林學士司馬光首先站出來表态,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議,他說救災需要很多的錢,要從近臣、貴官身上做起,該節省的要節省,輔臣們提出的意見非常好,請陛下诏令執行。

     王安石對司馬光的意見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國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給百官發紅包,隻是幾個小錢,用不着如此吝啬。

    再說,扣發這幾個小錢,對于國家财政來說,也隻是杯水車薪,不但于事無補,反而還有傷國體,會使皇上很沒面子,國用不足,也不是當前的急務。

     趙顼坐在龍椅上,見兩個翰林學士吵起來了,而且争吵的正是他最為關心的國家财政問題,不但沒有制止,反而對群臣說,今天是廷議,各抒己見,言者無罪,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理不辯不明嘛! 司馬光見皇上鼓勵發言,立即質問王安石,他說:“自真廟(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國家财用不足的問題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近年來,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怎麼能說不是當務之急呢?” 其實,王安石的本意并不是不承認國用不足的問題不需要解決,而是認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于開源、在于理财,他認為,國庫空虛,完全是由于朝中大臣不懂理财之道,不知道怎樣管理國家财政造成的,如果隻知道節流,而不知道開源,那理财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視理财為斂财的司馬光反駁說,什麼叫善于理财?無非是變着法子從百姓身上弄錢罷了,苛捐雜稅,狂征暴斂,這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慣用的伎倆。

     王安石卻說,靠橫征暴斂來增加國家财政收入,這不叫善于理财,真正善于理财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賦稅負擔就能使國庫充裕。

     司馬光立即反唇相譏,說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呀?天下之财,是一個定數,官府多一錢,民間便少一錢,如果想方設法從百姓手中把這筆錢奪過來,比增加賦稅更可怕。

    西漢的桑弘羊,就是用這種理論欺騙了漢武帝,司馬遷對這件事大書特書,顯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諷刺漢武帝。

     王安石并不服氣,正要繼續争論下去。

    趙顼發話了,他說,朕基本同意司馬光的意見,但是,郊祭大典給百官發紅包隻是幾個小錢,不必吝啬。

    如果真的到了這一步,朕就真的沒面子了。

     王安石、司馬遷的這場激烈的辯論,成為兩位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