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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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紅覺得那場舞會應該是自己生命之曲的華彩段落，生活過到那場舞會，就應該打住。
那時候打住，自己的一生，雖然大多數時光是平淡無奇的，至少還在結尾處浪漫了一下。
當然那一段浪漫在當時也隻覺得痛苦：愛上一個人，卻不知道他愛不愛你的痛哭；知道他愛你，卻無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個人走，卻又怕另一個人痛苦的痛苦。
總而言之，當時是隻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後回想起來才有的感覺。
也許愛情就是這樣，身處其中的時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隻有到事過之後，回憶起來，才想到那時我是多麼幸福啊，因為那時我身處愛中，應該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沒有在那場舞會就打住，再往下過，就變味了。
就象一部小說，寫到兩個戀人相愛了，互訴衷腸了，就該結束了。
如果故事還沒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煩了，不是外界幹預，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誤會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沒走這幾條路，那就剩下最後一條：平平淡淡，吵吵鬧鬧，時不時地，就蛻變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陳大齡留下的兩件信物。
那盤磁帶因為寫着陳大齡的名字，當然是不能放在家裡的。
楊紅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過的那間房裡，藏在一個小盒子裡，想象着當自己年老了的時候，拿出來，聽一聽，回味那美好的時光。
有一天，楊紅回了老家，想把磁帶找出來聽一聽，結果發現小盒子裡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帶子，不知是誰，把磁盤裡面的帶子掏了出來，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樣。
楊紅帶着哭腔，問媽媽這是怎麼回事。
媽媽也不知道，說是不是你侄女在這屋裡玩的時候，看見了這盒子，把磁帶扣出來了？她老是喜歡扣磁帶出來玩，把手都弄傷了好幾回。
楊紅流着淚，想把帶子再繞回去，但繞了半天，也沒有成功。
很多地方都已經扭得象麻花一樣了，繞回去也是沒有用了的。
海的女兒沒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楊紅吸取了教訓，把那支筆收在自家寫字桌的抽屜裡，實在是沒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
夫妻之間，不應該有什麼秘密，如果鎖在箱子裡，反而引起周甯的好奇。
鎖，隻能鎖住君子，象周甯這樣的漢子，是鎖不住的。
也許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屜裡，他反倒沒什麼興趣了。
周甯也曾注意到那支筆，因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沒有注意到那上面的兩個字。
問了一次，楊紅說是學生送的禮物，周甯也就沒在意，因為那一段時間，學生确實送了一些小禮物，感謝楊紅教學有方。
周甯自己在中專教書，也不是沒收過學生的禮物。
實際上，中專學生比大學學生更愛送禮。
可能大學學生有點自視甚高，畢竟是自己考進來的，對自己的前途也比較有信心，知道以後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師。
中專生呢，好像還有點中學生的味道，把個老師看得很重，連家長都喜歡提點東西來孝敬一下，總覺得如果老師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會有更好的前途。
周甯從來都是照收不誤，能幫忙的，就盡力幫了；幫不上的，也交個朋友。
送禮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學生送的禮物，周甯也沒多問，楊紅也就暗自舒了口氣。
雖然覺得夫妻之間，已經到了撒謊的地步，實在是有點悲哀，有點諷刺，但楊紅那時隻有地下黨員成功瞞過了國民黨特務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顧不上了。
後來工作一忙，楊紅也就沒再去查看這支筆。
直到有一天，周甯再次提起這支筆時，楊紅才發現自己已經永遠地失去了它。
楊紅已經不記得确切的時間了，總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時楊紅已經提成講師，分到了一室一廳的房子。
輪到她點房的時候，她看見可以選擇的房屋中還有一套是五區的，而且就在陳大齡住過的那棟，就鬼使神差地點了那套。
開始還怕周甯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裡，結果周甯問都沒問。
那一天周甯的兄嫂來H市辦事，住在楊紅那裡。
周甯從E市回來，也在家。
但他好像為了顯示對兄嫂對老婆都是一視同仁一樣，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裡，讓楊紅與他們六目相對，無話可講。
楊紅自然是在那裡生着悶氣，覺得自己在周甯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
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或者隻要有個地方落腳就行，就當是旅館，你還指望旅館老闆留下來陪你？ 半夜一兩點的時候，楊紅被敲門聲驚醒了。
她那晚是做好了準備把周甯關在外面的，所以也懶得起來去開門。
但周甯的兄嫂自然不會無動于衷，就起來開了門。
楊紅隻聽見幾個人鬼鬼祟祟的說話聲，聽不清究竟在說什麼。
她堅持着，讓他們去鬼去祟。
後來就聽見一切複歸安靜。
周甯那一晚都沒有回家。
當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誰不是晝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楊紅哭也哭了，吵也吵了，還是不能改變周甯那一顆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擾了。
不過那一次就有點不同，第二天起床後，周甯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裡議論了一陣，好像欺負楊紅聽不懂他們的家鄉話一樣。
最後兩個人就告辭了，楊紅也沒挽留。
對周甯的家人，楊紅一直是這樣，你來了，請坐請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甯打來一個電話，楊紅才知道周甯的下落：在派出所裡。
周甯在電話裡請求楊紅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領出來。
原來那天晚上，周甯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鍋端了。
據說派出所的人陰險毒辣得很，蹲在樓道裡聽哪家有麻将牌的聲音，那時正是年前，天氣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這樣蹲在樓道裡抓賭，第一說明他們為工作吃苦耐勞，品格高尚；第二，也說明那年的創收工作到那刻為止，還進行得不盡人意，必須趕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點的片警，聽見了誰家有打牌洗牌的聲音，就沖進去，一陣吆喝，鎮住那些牌迷們，再數一數牌桌上和每個人口袋裡的錢，超過1000塊就是聚賭，超過3000就是豪賭，格抓勿論。
周甯那天正好随身帶着3000元錢，是他從幾個朋友那裡借來準備給他的兄嫂做生意的。
借到手後，沒及時給兄嫂，就被邀請到牌桌上來了。
再說，腰裡揣着3000元的日子，對周甯來說也沒幾次，所以先放在那裡，熱熱身，過過瘾。
錢當然被搜了出來，一下就把整個賭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賭的檔次。
周甯有口難辯，幸好平日打麻将時，廣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風格，對那些身居要職的、手中有權的，益發上心，盡力呵護。
所以這一次抓賭的人中居然有一個是跟他打過麻将的哥們，可見周甯交友之廣泛。
牌桌上結下的朋友，有時比戰場上的戰友還管用。
那小子雖然是執行公務，但也良心未泯，聽了周甯的陳述，允許他回去跟老婆告個别，且把錢送回給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聽候處罰。
周甯一路小跑地回家報喪，心裡卻冒出一個富有詩意的句子：成也麻将，敗也麻将。
詩得興起，又畫蛇添足地加了兩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甯被關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對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檢讨，得出的結論是：打麻将一定要認準時機、認準對象、認準手氣。
節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氣不好不要打。
有了這三個“認準”、三個“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來。
一同抓去的還有兩個年紀小點的朋友，平時一口一個大哥地叫周甯的。
這時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閉室裡，周甯就把他們幾個好一番訓：“打牌這個東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
像我，一旦被抓了，還有你嫂子來取人；你們這兩個，連個老婆都沒有，誰來取你們出去？”隻說得兩個小弟點頭稱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甯合該倒黴。
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個包青天，最好是一個過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家，不讓楊紅知道。
哪知這第二天審他的是個小白臉一般的警察，說他看瓊瑤小說還有人信，說他打麻将那就隻有鬼才信了。
周甯挖遍了記憶也想不出在哪裡跟這個人有過任何交情。
沒辦法了，隻好打電話叫楊紅帶罰款1500元來取人。
楊紅接到電話之後那一個恨！差點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
但思前想後，楊紅還是帶了1500元錢，騎車到了那個派出所，去把周甯取回來。
你不取他，派出所會找到學校去，你在H大還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聽周甯供過楊紅是H大的老師，對她還是畢恭畢敬的，大家都是目光遠大的人，誰知道哪天自己的兒女不會轉到H大楊紅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楊紅交了罰款，又低三下四地請求派出所不要把這事捅到自己系裡或周甯學校裡，就很順利地把周甯的事了結了。
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隻不過是想一棍子打出錢來，并在打出錢的同時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瘋了的夥計們。
臨走時，派出所的小白臉把玩着手裡的一支筆，盯着周甯，有一會沒說話。
周甯一看，谄媚地說：“那支筆，您喜歡就留着用吧。
” 那個勁頭，讓楊紅慶幸小白臉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甯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給那個小白臉了。
“真的？那就謝謝了。
”小白臉笑笑，很欣賞周甯的冰雪聰明。
出得門來，周甯謝過楊紅，抱歉地說：“對不起，我把你那支筆送給那個小白臉了。
他今天錄口供的時候，手裡沒筆，我就把那支借給他了。
看得出，他挺喜歡那筆，不想還我了。
” 楊紅這才意識到那就是陳大齡送她的那支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你怎麼能把那支筆送他？” “不就是學生送的一支筆麼，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楊紅有苦難言，隻在心裡想，日後遇見陳大齡，如果他問起這支筆，自己千萬不能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
不過她幾乎絕望地想，大概這層擔心是多餘的，因為遇見陳大齡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楊紅絕對沒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島遇見了陳大齡。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楊紅合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全國性大會錄用，兩個人都拿到經費去青島開會。
會議借用的是青島計生辦的招待所，當時有好幾個會在那裡召開，每個人都以為别人的會議是有關計劃生育的。
看到一大幫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年紀輕輕的女孩在那裡進進出出，想到這些人都是研究計劃生育的，楊紅覺得很滑稽。
楊紅第一次參加這種全國性的大會，心情很激動，态度很謙恭，但親眼看到一些從前隻在期刊上課本上看到過名字的前輩，跟他們在同一個餐廳用餐，有時還坐在一桌，發現他們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維，又有一點如夢初醒的感覺，原來寫書的、做大學問的也是尋常人哪，并沒有三頭六臂什麼的。
這樣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說不定我也能做出學問、寫出書來。
楊紅住的是一個四人間，同房間的有一位是廣東一個大學來的，姓張，比楊紅大幾歲，但還沒結婚，跟楊紅很談得來。
另兩個不是一個會議的，又多半時間不在房間裡，所以沒說什麼話。
在外開會這種事，都是大同小異的，無非是你講我講大家講。
講到後來，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參觀景點、逛街購物上面去了。
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楊紅的那個會組織去崂山玩了一天，回來後已是精疲力盡，所以楊紅一到房間就洗了澡，隻穿着棉毛衣褲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聽到有人在敲門。
張老師去開了門，楊紅就聽到有人問：“請問H大來的楊老師在不在？”
那時候打住，自己的一生，雖然大多數時光是平淡無奇的，至少還在結尾處浪漫了一下。
當然那一段浪漫在當時也隻覺得痛苦：愛上一個人，卻不知道他愛不愛你的痛哭；知道他愛你，卻無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個人走，卻又怕另一個人痛苦的痛苦。
總而言之，當時是隻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後回想起來才有的感覺。
也許愛情就是這樣，身處其中的時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隻有到事過之後，回憶起來，才想到那時我是多麼幸福啊，因為那時我身處愛中，應該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沒有在那場舞會就打住，再往下過，就變味了。
就象一部小說，寫到兩個戀人相愛了，互訴衷腸了，就該結束了。
如果故事還沒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煩了，不是外界幹預，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誤會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沒走這幾條路，那就剩下最後一條：平平淡淡，吵吵鬧鬧，時不時地，就蛻變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陳大齡留下的兩件信物。
那盤磁帶因為寫着陳大齡的名字，當然是不能放在家裡的。
楊紅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過的那間房裡，藏在一個小盒子裡，想象着當自己年老了的時候，拿出來，聽一聽，回味那美好的時光。
有一天，楊紅回了老家，想把磁帶找出來聽一聽，結果發現小盒子裡是一堆亂七八糟的帶子，不知是誰，把磁盤裡面的帶子掏了出來，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樣。
楊紅帶着哭腔，問媽媽這是怎麼回事。
媽媽也不知道，說是不是你侄女在這屋裡玩的時候，看見了這盒子，把磁帶扣出來了？她老是喜歡扣磁帶出來玩，把手都弄傷了好幾回。
楊紅流着淚，想把帶子再繞回去，但繞了半天，也沒有成功。
很多地方都已經扭得象麻花一樣了，繞回去也是沒有用了的。
海的女兒沒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楊紅吸取了教訓，把那支筆收在自家寫字桌的抽屜裡，實在是沒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
夫妻之間，不應該有什麼秘密，如果鎖在箱子裡，反而引起周甯的好奇。
鎖，隻能鎖住君子，象周甯這樣的漢子，是鎖不住的。
也許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屜裡，他反倒沒什麼興趣了。
周甯也曾注意到那支筆，因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沒有注意到那上面的兩個字。
問了一次，楊紅說是學生送的禮物，周甯也就沒在意，因為那一段時間，學生确實送了一些小禮物，感謝楊紅教學有方。
周甯自己在中專教書，也不是沒收過學生的禮物。
實際上，中專學生比大學學生更愛送禮。
可能大學學生有點自視甚高，畢竟是自己考進來的，對自己的前途也比較有信心，知道以後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師。
中專生呢，好像還有點中學生的味道，把個老師看得很重，連家長都喜歡提點東西來孝敬一下，總覺得如果老師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會有更好的前途。
周甯從來都是照收不誤，能幫忙的，就盡力幫了；幫不上的，也交個朋友。
送禮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學生送的禮物，周甯也沒多問，楊紅也就暗自舒了口氣。
雖然覺得夫妻之間，已經到了撒謊的地步，實在是有點悲哀，有點諷刺，但楊紅那時隻有地下黨員成功瞞過了國民黨特務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顧不上了。
後來工作一忙，楊紅也就沒再去查看這支筆。
直到有一天，周甯再次提起這支筆時，楊紅才發現自己已經永遠地失去了它。
楊紅已經不記得确切的時間了，總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時楊紅已經提成講師，分到了一室一廳的房子。
輪到她點房的時候，她看見可以選擇的房屋中還有一套是五區的，而且就在陳大齡住過的那棟，就鬼使神差地點了那套。
開始還怕周甯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裡，結果周甯問都沒問。
那一天周甯的兄嫂來H市辦事，住在楊紅那裡。
周甯從E市回來，也在家。
但他好像為了顯示對兄嫂對老婆都是一視同仁一樣，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裡，讓楊紅與他們六目相對，無話可講。
楊紅自然是在那裡生着悶氣，覺得自己在周甯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
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或者隻要有個地方落腳就行，就當是旅館，你還指望旅館老闆留下來陪你？ 半夜一兩點的時候，楊紅被敲門聲驚醒了。
她那晚是做好了準備把周甯關在外面的，所以也懶得起來去開門。
但周甯的兄嫂自然不會無動于衷，就起來開了門。
楊紅隻聽見幾個人鬼鬼祟祟的說話聲，聽不清究竟在說什麼。
她堅持着，讓他們去鬼去祟。
後來就聽見一切複歸安靜。
周甯那一晚都沒有回家。
當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誰不是晝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楊紅哭也哭了，吵也吵了，還是不能改變周甯那一顆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擾了。
不過那一次就有點不同，第二天起床後，周甯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裡議論了一陣，好像欺負楊紅聽不懂他們的家鄉話一樣。
最後兩個人就告辭了，楊紅也沒挽留。
對周甯的家人，楊紅一直是這樣，你來了，請坐請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甯打來一個電話，楊紅才知道周甯的下落：在派出所裡。
周甯在電話裡請求楊紅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領出來。
原來那天晚上，周甯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鍋端了。
據說派出所的人陰險毒辣得很，蹲在樓道裡聽哪家有麻将牌的聲音，那時正是年前，天氣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這樣蹲在樓道裡抓賭，第一說明他們為工作吃苦耐勞，品格高尚；第二，也說明那年的創收工作到那刻為止，還進行得不盡人意，必須趕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點的片警，聽見了誰家有打牌洗牌的聲音，就沖進去，一陣吆喝，鎮住那些牌迷們，再數一數牌桌上和每個人口袋裡的錢，超過1000塊就是聚賭，超過3000就是豪賭，格抓勿論。
周甯那天正好随身帶着3000元錢，是他從幾個朋友那裡借來準備給他的兄嫂做生意的。
借到手後，沒及時給兄嫂，就被邀請到牌桌上來了。
再說，腰裡揣着3000元的日子，對周甯來說也沒幾次，所以先放在那裡，熱熱身，過過瘾。
錢當然被搜了出來，一下就把整個賭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賭的檔次。
周甯有口難辯，幸好平日打麻将時，廣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風格，對那些身居要職的、手中有權的，益發上心，盡力呵護。
所以這一次抓賭的人中居然有一個是跟他打過麻将的哥們，可見周甯交友之廣泛。
牌桌上結下的朋友，有時比戰場上的戰友還管用。
那小子雖然是執行公務，但也良心未泯，聽了周甯的陳述，允許他回去跟老婆告個别，且把錢送回給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聽候處罰。
周甯一路小跑地回家報喪，心裡卻冒出一個富有詩意的句子：成也麻将，敗也麻将。
詩得興起，又畫蛇添足地加了兩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甯被關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對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檢讨，得出的結論是：打麻将一定要認準時機、認準對象、認準手氣。
節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氣不好不要打。
有了這三個“認準”、三個“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來。
一同抓去的還有兩個年紀小點的朋友，平時一口一個大哥地叫周甯的。
這時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閉室裡，周甯就把他們幾個好一番訓：“打牌這個東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
像我，一旦被抓了，還有你嫂子來取人；你們這兩個，連個老婆都沒有，誰來取你們出去？”隻說得兩個小弟點頭稱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甯合該倒黴。
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個包青天，最好是一個過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家，不讓楊紅知道。
哪知這第二天審他的是個小白臉一般的警察，說他看瓊瑤小說還有人信，說他打麻将那就隻有鬼才信了。
周甯挖遍了記憶也想不出在哪裡跟這個人有過任何交情。
沒辦法了，隻好打電話叫楊紅帶罰款1500元來取人。
楊紅接到電話之後那一個恨！差點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
但思前想後，楊紅還是帶了1500元錢，騎車到了那個派出所，去把周甯取回來。
你不取他，派出所會找到學校去，你在H大還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聽周甯供過楊紅是H大的老師，對她還是畢恭畢敬的，大家都是目光遠大的人，誰知道哪天自己的兒女不會轉到H大楊紅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楊紅交了罰款，又低三下四地請求派出所不要把這事捅到自己系裡或周甯學校裡，就很順利地把周甯的事了結了。
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隻不過是想一棍子打出錢來，并在打出錢的同時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瘋了的夥計們。
臨走時，派出所的小白臉把玩着手裡的一支筆，盯着周甯，有一會沒說話。
周甯一看，谄媚地說：“那支筆，您喜歡就留着用吧。
” 那個勁頭，讓楊紅慶幸小白臉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甯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給那個小白臉了。
“真的？那就謝謝了。
”小白臉笑笑，很欣賞周甯的冰雪聰明。
出得門來，周甯謝過楊紅，抱歉地說：“對不起，我把你那支筆送給那個小白臉了。
他今天錄口供的時候，手裡沒筆，我就把那支借給他了。
看得出，他挺喜歡那筆，不想還我了。
” 楊紅這才意識到那就是陳大齡送她的那支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你怎麼能把那支筆送他？” “不就是學生送的一支筆麼，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楊紅有苦難言，隻在心裡想，日後遇見陳大齡，如果他問起這支筆，自己千萬不能把這個故事講給他聽。
不過她幾乎絕望地想，大概這層擔心是多餘的，因為遇見陳大齡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楊紅絕對沒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島遇見了陳大齡。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楊紅合寫的一篇文章被一個全國性大會錄用，兩個人都拿到經費去青島開會。
會議借用的是青島計生辦的招待所，當時有好幾個會在那裡召開，每個人都以為别人的會議是有關計劃生育的。
看到一大幫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年紀輕輕的女孩在那裡進進出出，想到這些人都是研究計劃生育的，楊紅覺得很滑稽。
楊紅第一次參加這種全國性的大會，心情很激動，态度很謙恭，但親眼看到一些從前隻在期刊上課本上看到過名字的前輩，跟他們在同一個餐廳用餐，有時還坐在一桌，發現他們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維，又有一點如夢初醒的感覺，原來寫書的、做大學問的也是尋常人哪，并沒有三頭六臂什麼的。
這樣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說不定我也能做出學問、寫出書來。
楊紅住的是一個四人間，同房間的有一位是廣東一個大學來的，姓張，比楊紅大幾歲，但還沒結婚，跟楊紅很談得來。
另兩個不是一個會議的，又多半時間不在房間裡，所以沒說什麼話。
在外開會這種事，都是大同小異的，無非是你講我講大家講。
講到後來，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參觀景點、逛街購物上面去了。
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楊紅的那個會組織去崂山玩了一天，回來後已是精疲力盡，所以楊紅一到房間就洗了澡，隻穿着棉毛衣褲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聽到有人在敲門。
張老師去開了門，楊紅就聽到有人問：“請問H大來的楊老師在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