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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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遠着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裡去,踩兩腳,再拉出來,你看它染不染。

    更準确的說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要想不變黑,就别到墨身邊去。

     那時有人笑他,說我們現在近了你這個朱,為什麼反而變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釋說,因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們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們要變得黑裡透紅了。

     看來大姑媽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連根從中國拔起,再把他種到美國來,想以這樣的方式來挽救她的婚姻。

    不讓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會變黑了。

    不知道美國到底是朱是墨還是朱墨并存,不過她有點象大姑媽批評她的那樣認死理。

    她覺得真正清白的人,就應該在什麼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

    一個人一旦不清白過了,那他就永遠是不清白的了。

     楊紅問:“那你丈夫他現在願意到美國來?” “願意來,來;不願意來,拉倒。

    ”大姑媽堅定地說,“這個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來,我們就離,但我的女兒一定要到我這裡來。

    聽說美國這邊對離婚的女人比中國那邊寬容,有些美國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還覺得賺了一個。

    吃起飯來一大桌,問起姓來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見怪不怪,這樣小孩就沒壓力。

    在中國不敢離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說閑話,孩子在外受欺負。

    如果沒這幾個擔心了,離婚有什麼可怕?女人又不是養不活自己。

    ” “這點你說得很有道理,沒有男人,女人也養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還是沒法填補的。

    ” “我丈夫他還是不願意離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對外面那些應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對女兒也照顧得很好。

    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幾個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為了幾個錢,逢場作戲嗎?男人雖說四十還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風,還得靠女人來照顧。

    風月場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 “那他過來能做什麼呢?” “我丈夫他也是學我這個專業的,有碩士學位,在這邊找個工作應該不成問題。

    ” 楊紅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媽,突然想到人們出不出國,留不留在美國,完全不能用愛國不愛國來丈量。

    這兩個女人,一個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個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個到美國來尋找好男人,另一個到美國來培養一個好男人,動機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媽的飛機在三小時内就起飛了,楊紅戀戀不舍地把她送走,一個人找了個僻靜的位置坐下,回想她們兩個人的話。

    TRACY跑社會新聞的,她看見的都是社會的陰暗面,但楊紅也知道,那些陰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變成陽的明的,人們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了。

    這股風正在強勁地吹向大學,楊紅自己就參與處理過院裡一個在外叫雞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師。

     不論是TRACY采訪過的那些女囚的反抗辦法,還是TRACY自己的反抗辦法,都是楊紅不贊成的。

    殺人也好,殺己也好,都不能把一個變了心的男人殺回來,都不能解決問題。

    楊紅也不贊成女人以花對花,在她看來,女人胡亂地跟男人上床,隻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暫,以花對花的階段也是短暫的;況且,等到夫妻兩在那裡COUNTNUMBER決定誰花得更多的時候,還有什麼愛情可言呢? 現在的社會的确象個大染缸,男人越來越放縱自己,女人也越來越放縱自己。

    男人越放縱,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女人越覺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錢,就越放縱自己。

    楊紅想,像我這樣“奔四”的女人,既沒有本錢放縱,也不願放縱,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縱,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媽對付這些陰暗面的辦法就是跑到美國來,企圖找到在中國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個被污染的好男人。

     難道美國是女人的天堂? 楊紅無精打彩地看着機場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樣,坐在那裡,無所事事的。

    沒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沒看見一個熟悉的面孔。

    百無聊賴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經說過,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發候機的時光,就把過往那些痛苦的記憶搜羅出來,打成包,丢棄在機場。

     那好像是他寫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詩,他先念了英文,然後随口把它譯成了中文,大意是: 機場是一個丢棄痛苦記憶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無憂無慮的童年記憶,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棄在生你的故鄉。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憂愁擒獲,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棄在你常住的故鄉。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記憶丢棄在你乘坐的飛機上,那小小的銀燕,載不動這許多哀傷。

     把那些痛苦的記憶打成包,丢棄在機場吧, 因為那裡每個人都是過客,沒有誰會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這樣當你再上飛機的時候,你已經與往日的陰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說他就是這樣打發候機時間的。

    這可能是他說過的最一本正經的話,一說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楊紅想象不出,象朱PETER這樣的人,會坐在機場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記憶打包。

    痛苦是一種沉重的感覺,痛苦是一種深刻的體驗,像他那樣即使不算淺薄至少也算得上輕浮的人,能有什麼稱得上沉重而深刻的體驗嗎? 楊紅現在願意相信,一個人能把過往的不愉快打成一個包,丢棄在機場。

    坐在一個陌生的機場裡,沒有一個人認識自己,好像思維都跟着大膽起來了。

    在熟悉的環境中,仿佛思維都是有聲的一樣,想一想,都會被人聽見,都會被人察覺,都會變成笑柄。

    這裡是美國,就算思維被人聽見了,因為語言不通,可能都沒人能懂。

     候機的時間,也是難得的清閑時光,平日裡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還是幸福,都沒有時間去咀嚼、去提煉、去歸檔。

     人在異國他鄉,與故時故日故地的生活拉開了一段距離,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銳,使你能夠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過去。

     楊紅想象着自己正攤開一塊塊布,然後把從前那些痛苦的記憶,分門别類,一點一點地放在布的中央,湊足一個包裹了,就包起來,紮緊,丢棄在這裡。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關陳大齡的記憶。

    不管那是痛苦還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記憶。

     陳大齡自下鄉後,就象一個随風飄舞的風筝,從楊紅的生活中飄出去了。

    開始楊紅還期盼着,以為陳大齡會從鄉下寄一封信給她,告訴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寫信到他下鄉的地方去。

    那時她每天從樓下門衛那裡過,都希望劉伯會叫一聲:有你的信!每次到系裡去,也要滿懷希望地伸手到信箱裡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陳大齡的信來。

    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時隻好拿那無辜的信出氣,把它撕個粉碎。

     楊紅知道自己可以去數學系打聽到陳大齡在鄉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聽。

    但她都沒有做。

    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會寫給我的。

    他既然沒有寫,就說明他不想寫。

    他不想寫了,我又為什麼還要寫呢?我不是想好要放開他的嗎?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過完新年到系裡去時,楊紅才收到陳大齡的一張明信片。

    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沒想到有人會寄信來,所以根本沒去系裡取信。

     陳大齡的明信片上寫着:“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她心情很激動,拿在手裡把玩良久,翻過來翻過去地想找到點什麼,又把那卡的圖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結論是,陳大齡要麼花了心血選了這張絕對不帶任何特殊情義的明信片,要麼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這麼一張幹幹淨淨的。

    明信片圖案是一幅風景畫,有山有水,但沒有蝴蝶,沒有鴛鴦,沒有相依相偎的小貓,更沒有相擁相抱的情侶。

     楊紅覺得自己應該回一張給陳大齡,雖然新年已經過了,但來而不往非禮也。

    于是她也到學校書店裡,精心挑選了一張同樣幹幹淨淨的明信片,象應聲蟲一般,恭恭敬敬地寫上“祝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她不知道陳大齡鄉下的地址,隻好也寄到他系裡。

    也不知他什麼時候能收到,估計他每次回H市都會去系裡拿信的。

     自那以後,兩個人都形成了規律,一年兩張明信片,新年一張,生日一張。

    新年的那張兩人差不多是同時寄出,生日的那張總能在生日到來之前的一兩天到達。

    明信片上面,除了應景的問候祝願,也會有一兩個報告生活中重大轉折的句子。

    就是從這些報告中,楊紅得知陳大齡從鄉下回來後,很快就調到上海去了,然後讀起了在職博士。

     這兩張明信片就象維系風筝的那根線,一頭拴在風筝上,一頭握在楊紅的手裡。

    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風筝還在那好好的飄着,但風筝什麼時候飄回來,就沒人知道了。

    如果有朝一日這根線斷了,陳大齡就會消失在茫茫的人海裡,永遠也找不到了。

    想到這一點,楊紅就不寒而栗。

     楊紅剛開始還怕周甯會抓住陳大齡這事,跟她沒完沒了,但後來發現周甯比她想象的要“漢子”得多。

    周甯沒怎麼提陳大齡的事,提到也隻是一笑了之,說:“你那還不是剃頭匠的挑子一頭熱?人家陳大齡會看上一個結了婚的女人?說你愛他,我信;說他愛你?我才不信呢。

    了不起也就是找個女人玩玩。

    雖然俗話說的是‘會玩的玩媳婦,不會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說結了婚的男人。

    象陳大齡那樣沒結過婚的男人,不會玩媳婦的,他嫌髒,怕壞了他的名聲。

    他要找個人玩,也會找個沒結婚的姑娘玩。

    玩得好,結婚;玩得不好,兩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

    你看他下鄉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後周甯就把自己的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擴大到整個女人:女人嘛,不切實際地動動心,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她不對身邊的陳大齡們動心,也會對書上電視上的某個小白臉動心。

    女人的春心,總是對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動的嘛,丈夫算個X。

     再然後,周甯就把自己的理論波及到整個男人:女人就是這樣的啦,她看一個電視劇,就可以愛上一個男主角,看一本書,就可以臆造出一個生死戀,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無窮無盡、不着邊際的意中人競争,那你還不累死?你隻要盯緊她,不讓她給你戴有形綠帽子就行了。

    無形綠帽子嘛,嘿嘿,每個男人頭上都有幾頂的啦。

     楊紅沒想到自己刻骨銘心的戀情,到了周甯嘴裡就變成了鬧劇,有好幾次,她都想證明給他看,她和陳大齡之間絕不是兒戲,絕不是周甯所說的剃頭匠的挑子。

    她想說,現在我就跟你離了婚,去跟他過。

    但她有點底氣不足,陳大齡的确是下了鄉,就沒理她了。

    雖然一年寄兩張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氣,一根若即若離的絲,如果不是自己也緊緊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斷了。

     楊紅不相信陳大齡隻是“找個人玩玩”,但“嫌髒”兩個字,卻深深地印在了她腦子裡。

    這個概念其實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隻不過她從來沒舍得用這麼一個粗俗的詞。

    當初她覺就得自己是結過婚的人,配不上陳大齡。

    為什麼結過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個“髒”字麼?一個跟别的男人上過床的女人,在另一個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麼?不然男人為什麼那麼重視那個**?陳大齡也是男人,他能不嫌髒?楊紅覺得自己能理解陳大齡,也不怪他一去無蹤影,隻怪自己跟他沒緣分。

     工作繁忙是楊紅唯一的救星。

    她本來就是一個好勝的人,讀書時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

    而且她發現自己隻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個人的煩惱。

    她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測,學校裡所有工作積極的老師,都是因為個人生活不幸福。

    再推而廣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個人生活不幸福的人。

    個人生活太幸福了,就會被幸福淹沒了。

    幸福使人慵懶,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進,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沒有心思幹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後,楊紅發現自己可以讀在職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順利地考上了系裡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讀碩士學位。

    又工作又讀書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實了。

    慢慢地,楊紅覺得自己深刻領會了那句歌詞: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

     你并沒有刻意地去想這個人,甚至可以說你是在刻意地忘記這個人。

    但這個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記憶裡一樣,随時随地都會為了一個最不起眼的蛛絲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

    楊紅聽到一個“陳”字,都會立即想到陳大齡。

    聽說誰要去上海,都要羨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陳大齡了。

    《梁祝》的音樂那更不用說,什麼時候聽到,楊紅的眼就止不住被淚水溢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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