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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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文學史上,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占有一席光榮的位置。
而在他的全部文學作品中,長篇小說又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屠格涅夫是俄羅斯和世界文學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給他帶來了世界聲譽。
他的六部長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與作家同時代的俄羅斯進步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
屠格涅夫既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編年史作者,又是他們的歌手和裁判者。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認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和俄羅斯解放運動發展的曆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俄羅斯貴族階級趨向沒落,農奴制的崩潰已不可挽回。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裡米亞戰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敗,進步知識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運、祖國的前途。
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個時期醞釀構思和呈獻給讀者的。
一八五六年,《現代人》雜志上發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
《貴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脫稿,最初發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現代人》雜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
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後一版文集裡,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說:“《貴族之家》獲得了我曾經獲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
”雖然評論界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并不完全一緻,但它确實是俄羅斯經典長篇小說的典範之一。
《貴族之家》的故事發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後;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經喪失了農奴主“熱情”的貴族的最後代表。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羅斯文學中已不止一次出現過的“多餘的人”。
但他已經不同于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
《貴族之家》發展了“多餘的人”這一類型。
奧涅金和畢巧林是利己主義者,他們隻考慮個人享受,他們活着隻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卻充滿熱情,願意為了大衆的利益而獻身。
然而他們隻是模模糊糊意識到,應該做點兒什麼,卻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
米哈列維奇責備拉夫烈茨基無所作為,說他是“懶漢”。
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說說,該做什麼”。
米哈列維奇卻說:“這我可不告訴你,老兄,這一點每個人應該自己知道。
”其實,就連米哈列維奇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否則,他就不會漂泊半生,一事無成,最後為獲得一個“學監”的位置而感到心滿意足了。
這并不奇怪,因為就連小說的作者,恐怕也無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問題。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隻能仍然是個人的幸福了。
《貴族之家》的“重大、現實思想是幸福問題,是人追求幸福的規律,是個人幸福的思想與有益的勞動思想、進步思想的和諧融合”。
然而拉夫烈茨基沒能獲得個人幸福。
個人幸福碰到了“義務”設置的障礙,他的“幸福”“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對于莉莎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信任,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
“上帝結合起來的,怎麼能拆散呢?”莉莎問。
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建築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關于她已經死了的謠言。
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在“貴族之家”的溫室裡培育出來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這一悲劇的實質已經“不在于必須與自己的軟弱無能鬥争,而是因為”“與一些概念和道德規範發生了沖突。
與這些概念和規範相抗衡,确實連那些堅決果斷、勇敢大膽的人都會感到可怕。
”(杜勃羅留波夫)《貴族之家》異常深刻地提出了貴族教育的問題。
貴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優秀品質,使之畸形化了。
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讓、順從,拉夫烈茨基的消極無為,就都是這種教育的結果。
杜勃羅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選擇的、為俄國生活如此熟悉的沖突”應
而在他的全部文學作品中,長篇小說又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屠格涅夫是俄羅斯和世界文學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奠基者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給他帶來了世界聲譽。
他的六部長篇小說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與作家同時代的俄羅斯進步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
屠格涅夫既是這些知識分子的編年史作者,又是他們的歌手和裁判者。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認真研究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就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紀俄羅斯社會和俄羅斯解放運動發展的曆史。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俄羅斯貴族階級趨向沒落,農奴制的崩潰已不可挽回。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裡米亞戰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敗,進步知識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運、祖國的前途。
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個時期醞釀構思和呈獻給讀者的。
一八五六年,《現代人》雜志上發表了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
《貴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脫稿,最初發表在一八五九年一月号《現代人》雜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
一八八○年,在作者生前收入作品最全的最後一版文集裡,屠格涅夫本人曾在前言中說:“《貴族之家》獲得了我曾經獲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
”雖然評論界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并不完全一緻,但它确實是俄羅斯經典長篇小說的典範之一。
《貴族之家》的故事發生在一八四二年及八年以後;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經喪失了農奴主“熱情”的貴族的最後代表。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羅斯文學中已不止一次出現過的“多餘的人”。
但他已經不同于普希金的長詩《葉夫根尼-奧涅金》中的奧涅金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
《貴族之家》發展了“多餘的人”這一類型。
奧涅金和畢巧林是利己主義者,他們隻考慮個人享受,他們活着隻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卻充滿熱情,願意為了大衆的利益而獻身。
然而他們隻是模模糊糊意識到,應該做點兒什麼,卻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
米哈列維奇責備拉夫烈茨基無所作為,說他是“懶漢”。
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說說,該做什麼”。
米哈列維奇卻說:“這我可不告訴你,老兄,這一點每個人應該自己知道。
”其實,就連米哈列維奇那樣的理想主義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否則,他就不會漂泊半生,一事無成,最後為獲得一個“學監”的位置而感到心滿意足了。
這并不奇怪,因為就連小說的作者,恐怕也無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問題。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隻能仍然是個人的幸福了。
《貴族之家》的“重大、現實思想是幸福問題,是人追求幸福的規律,是個人幸福的思想與有益的勞動思想、進步思想的和諧融合”。
然而拉夫烈茨基沒能獲得個人幸福。
個人幸福碰到了“義務”設置的障礙,他的“幸福”“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對于莉莎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信任,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
“上帝結合起來的,怎麼能拆散呢?”莉莎問。
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從一開始就是虛幻的,建築在一個極不可靠的基礎上:瓦爾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關于她已經死了的謠言。
屠格涅夫在小說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在“貴族之家”的溫室裡培育出來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精神悲劇,這一悲劇的實質已經“不在于必須與自己的軟弱無能鬥争,而是因為”“與一些概念和道德規範發生了沖突。
與這些概念和規範相抗衡,确實連那些堅決果斷、勇敢大膽的人都會感到可怕。
”(杜勃羅留波夫)《貴族之家》異常深刻地提出了貴族教育的問題。
貴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優秀品質,使之畸形化了。
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讓、順從,拉夫烈茨基的消極無為,就都是這種教育的結果。
杜勃羅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選擇的、為俄國生活如此熟悉的沖突”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