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産黨員
關燈
小
中
大
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1951年至1953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後的1952年的一個初夏夜晚。
這一天午後，聽說總理要在今晚接見我們，我們是怎樣地驚喜興奮呵！ 這一下午，隻覺得夏天的太陽就是這樣遲遲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時間到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夜景如畫的中南海，直到總理辦公室門口停住。
總理從門内迎了出來，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時，我們就像海上沉舟，遇救歸來的孩子，聽到親人愛撫的話語那樣，悲喜交集得說不出話來。
總理極其親切地招呼我們在他旁邊坐下，極其詳盡地問到我們在外面的情況，我們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歡喜而盡情地向總理傾吐述說了我們的一切經曆。
時間到了午夜，總理留我們和他共進晚餐。
當看到飯桌上隻有四菜一湯，而唯一的葷菜還是一盤炒雞蛋時，我感到驚奇而又高興。
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并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
在我們談話吃飯之間，都有工作人員送進文件，或是在總理耳邊低聲說話，我們雖然十分留戀這寶貴的時刻，但是我們也知道總理日理萬機，不好久坐，吃過了飯不久，我們就依依不舍地告辭了。
總理一直熱情地送到車邊，他仰望夏空的滿天星鬥，感慨地對我說： “時光過得多快呵，從‘五四’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我聽了十分慚愧！從“五四”以來的幾十年中，我走了一條多麼曲折的道路呵！傾吐了一腔冤憤 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
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隻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隻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
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裡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1959年12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9年又把錯劃予以改正。
最後的長談最後的報告 總理和我最後的一次較長的談話，是在1972年的秋天。
那天，我參加招待外賓的宴會，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廳外等着，總理出來看見我，就叫我進去“喝杯茶談談”。
這間大廳牆上挂的是一張大幅的延安風景畫，總理問我：“去過延安沒有？”我說：“還沒有呢，我真想在我還能走動的時候，去拜谒一次。
”總理笑問：“你多大年紀了？”我說：“我都72歲了！” 總理笑說：“我比你還大兩歲呢。
”接着他就語重心長地說： “冰心同志，你我年紀都不小了，對黨對人民就隻能是‘鞠躬盡瘁’這四個字呵！”我那時還不知道總理已經重病在身了，我還沒有體會到這“鞠躬盡瘁”四個字的沉痛的意義！總理的革命意志是多麼堅強呵！現在又使我想起，就是1974年的國慶宴會，總理含笑地出現在歡聲雷動的宴會廳裡，他是那樣地精神煥發，他的簡潔的講話，是那樣地雄渾而有力！最後，就是1975年1月，總理在四屆人大做政治報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場的門口，和進場的代表們一一握手。
我到他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1951年至1953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是在我們從日本回來後的1952年的一個初夏夜晚。
這一天午後，聽說總理要在今晚接見我們，我們是怎樣地驚喜興奮呵！ 這一下午，隻覺得夏天的太陽就是這樣遲遲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時間到了，一輛汽車把我們帶進了夜景如畫的中南海，直到總理辦公室門口停住。
總理從門内迎了出來，緊緊地握住我們的手，笑容滿面地說，“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時，我們就像海上沉舟，遇救歸來的孩子，聽到親人愛撫的話語那樣，悲喜交集得說不出話來。
總理極其親切地招呼我們在他旁邊坐下，極其詳盡地問到我們在外面的情況，我們也就漸漸地平靜下來，歡喜而盡情地向總理傾吐述說了我們的一切經曆。
時間到了午夜，總理留我們和他共進晚餐。
當看到飯桌上隻有四菜一湯，而唯一的葷菜還是一盤炒雞蛋時，我感到驚奇而又高興。
驚奇的是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并沒有把我們當作外人。
在我們談話吃飯之間，都有工作人員送進文件，或是在總理耳邊低聲說話，我們雖然十分留戀這寶貴的時刻，但是我們也知道總理日理萬機，不好久坐，吃過了飯不久，我們就依依不舍地告辭了。
總理一直熱情地送到車邊，他仰望夏空的滿天星鬥，感慨地對我說： “時光過得多快呵，從‘五四’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我聽了十分慚愧！從“五四”以來的幾十年中，我走了一條多麼曲折的道路呵！傾吐了一腔冤憤 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
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隻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隻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
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裡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1959年12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9年又把錯劃予以改正。
最後的長談最後的報告 總理和我最後的一次較長的談話，是在1972年的秋天。
那天，我參加招待外賓的宴會，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廳外等着，總理出來看見我，就叫我進去“喝杯茶談談”。
這間大廳牆上挂的是一張大幅的延安風景畫，總理問我：“去過延安沒有？”我說：“還沒有呢，我真想在我還能走動的時候，去拜谒一次。
”總理笑問：“你多大年紀了？”我說：“我都72歲了！” 總理笑說：“我比你還大兩歲呢。
”接着他就語重心長地說： “冰心同志，你我年紀都不小了，對黨對人民就隻能是‘鞠躬盡瘁’這四個字呵！”我那時還不知道總理已經重病在身了，我還沒有體會到這“鞠躬盡瘁”四個字的沉痛的意義！總理的革命意志是多麼堅強呵！現在又使我想起，就是1974年的國慶宴會，總理含笑地出現在歡聲雷動的宴會廳裡，他是那樣地精神煥發，他的簡潔的講話，是那樣地雄渾而有力！最後，就是1975年1月，總理在四屆人大做政治報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入場的門口，和進場的代表們一一握手。
我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