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産黨員
關燈
小
中
大
我認識的共産黨員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來總理。
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70周年之際，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現出周總理的高大身影。
第一次見到周總理 歡迎會上，第一次幸福地見到了周總理。
這次集會是歡迎從外地來到重慶的文藝工作者的。
會開始不久，總理從郊外匆匆地趕來。
他一進到會場，就像一道陽光射進陰暗的屋子裡那樣，裡面的氣氛頓然不同了，人們歡喜活躍起來了！總理和我們幾個人熱情地握過手，講了一些歡迎的話。
這些話我已記不清了，因為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隻見他不論走到會場的哪一個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圍射來一雙雙欽佩的眼光，仰起一張張喜悅的笑臉。
他是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這在當時霧都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周總理召見我們 1945年8月14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
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1945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
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1946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将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
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财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
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将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将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平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着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
當年的11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着小女兒到了東京。
我們在東京的幾年時間，是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
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
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時，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1950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
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
因為他選的是建築
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70周年之際，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現出周總理的高大身影。
第一次見到周總理 歡迎會上，第一次幸福地見到了周總理。
這次集會是歡迎從外地來到重慶的文藝工作者的。
會開始不久，總理從郊外匆匆地趕來。
他一進到會場，就像一道陽光射進陰暗的屋子裡那樣，裡面的氣氛頓然不同了，人們歡喜活躍起來了！總理和我們幾個人熱情地握過手，講了一些歡迎的話。
這些話我已記不清了，因為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隻見他不論走到會場的哪一個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圍射來一雙雙欽佩的眼光，仰起一張張喜悅的笑臉。
他是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這在當時霧都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周總理召見我們 1945年8月14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
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1945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
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1946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将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
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财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
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将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将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平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着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
當年的11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着小女兒到了東京。
我們在東京的幾年時間，是一生中重要的轉折點。
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
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時，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1950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
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來、羅青長的幫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買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
因為他選的是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