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居士，史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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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之誠先生，号文如居士，名著《中華二千年史》可見其學力之深厚，是中國治史的正統流派之典範。
大家習知的則是《骨董瑣記》。
《清詩紀事》初編最晚出，隻到康熙時為止，未竟之功也。
他為《東京夢華錄》作注，則受到了海外的批評，認為有所不足；同窗學兄許政揚教授也有意見，有意為之補正。
但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興痕迹，本非專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處，也未可知。
我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鄧先生者實多。
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興趣——可以說也受了“影響”，是以到後來，他寫《清詩紀事》到曹寅的選介時，也包含了我們交流讨論的收獲(但有人不曉，竟以為鄧先生講曹寅在“早”，而我是襲鄧之說，真是世上“輕薄為文哂未休”之風，于今為烈)。
今日回想，與鄧先生在“研曹”上有許多可紀的往事前塵，而從未直接涉及“考《紅》”一字。
這卻緣何?隻因我竊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約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隐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
假如鄧先生真是反對“自傳說”，那就會引緻話不投機，故此我有意避免談《紅》。
我請教于鄧老的問題共有三次，而他主動告知我的重要線索也是三點。
我問鄧先生—— (一)顧赤方(景星)是湖北蕲州詩文家，因康熙十八年诏開博學鴻儒特科而征車入都，故曹寅得與結識，詩文交往，但曹何以稱顧為“舅氏”?而且顧為曹作詩序，也用舅甥典故——當時旗、漢界限極嚴，兩姓身世大異，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誼?此何以解之? 鄧先生坦言：實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詩鈔》中人物甚多，皆稱字、号而不名，我列了一個大單子請鄧老指點。
結果他隻說“京江相國”是大學士張玉書；其餘皆所不知。
(三)曹寅詩屢及豐潤族兄曹NFDB8、曹NFDB9等為骨肉、雁行，應為同祖無疑。
他們亦皆詩家，曾見過遺集嗎? 鄧先生答雲皆不曾見。
從這三問三答看，已不難領略“研曹”一業，真非易事了。
再叙三點嘉惠—— (一)一次同窗孫铮(正剛，天津人)陪我去拜訪鄧老，因向我說：早年曾為燕大圖書館購得一部罕見的抄本書，一函四冊；四個字的書名，很怪的，難記住。
有一條記載：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讀，詩是捷才，最為師輩稱賞。
除此也許還有别的，記不清了。
此書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獲。
我想，書名、作者，皆已忘記，無法查卡片、索引，這可得費大事。
因問：是否《桦葉述聞》?答曰：不是。
那書已記入《骨董瑣記》，如何會忘?太講不通了。
(二)告訴我：《潛邱NFDBA記》有贈曹寅詩。
(三)《永憲錄》中有記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興極了，回校就到館搜尋。
這三條，都很重要，而《永憲錄》尤為打破“曹學”奧秘的核心要害。
必須逐條地講一講，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對理解《紅樓夢》又有何幫助意義。
所謂“伴讀”，并不是一個制度上的正式職銜——皇帝皇子皇女，從師受書聽講，皆有伴讀人，大抵是“家裡人”，宗室、皇親、親近侍者，都是伴讀，好比“同班”、“同學”之義。
當過皇帝伴讀的，誰也不能在自署職名時寫出一個“南書房伴讀”來夾在裡頭。
我将鄧先生所示，如實寫入拙著《紅樓夢新證》中，說明原委，認為他老胸羅萬卷，尤喜說部書，掌故精熟，所言斷無臆造之理。
誰知，這卻在五十年後為今人“抓住”，當做一則“批評”的辮子，一再以此“證明”我之治學态度大欠謹嚴——據雲曹寅并沒當康熙伴讀，所以我是“錯”的。
他的“論據”是何秘籍呢? 原來，所舉不是見了一部書，内記曹寅“不是伴讀”，而是—— (1)可能鄧之誠記錯了；
大家習知的則是《骨董瑣記》。
《清詩紀事》初編最晚出，隻到康熙時為止，未竟之功也。
他為《東京夢華錄》作注，則受到了海外的批評，認為有所不足；同窗學兄許政揚教授也有意見，有意為之補正。
但這是他老晚年率意遣興痕迹，本非專注之力作——甚至有他人捉刀之處，也未可知。
我為研求雪芹家世，受教于鄧先生者實多。
但因我之故，又引起他的新興趣——可以說也受了“影響”，是以到後來，他寫《清詩紀事》到曹寅的選介時，也包含了我們交流讨論的收獲(但有人不曉，竟以為鄧先生講曹寅在“早”，而我是襲鄧之說，真是世上“輕薄為文哂未休”之風，于今為烈)。
今日回想，與鄧先生在“研曹”上有許多可紀的往事前塵，而從未直接涉及“考《紅》”一字。
這卻緣何?隻因我竊自揣度，他老是位史家，大約傾向蔡孑民先生的“索隐派”，而此路于我是很不合拍的。
假如鄧先生真是反對“自傳說”，那就會引緻話不投機，故此我有意避免談《紅》。
我請教于鄧老的問題共有三次，而他主動告知我的重要線索也是三點。
我問鄧先生—— (一)顧赤方(景星)是湖北蕲州詩文家，因康熙十八年诏開博學鴻儒特科而征車入都，故曹寅得與結識，詩文交往，但曹何以稱顧為“舅氏”?而且顧為曹作詩序，也用舅甥典故——當時旗、漢界限極嚴，兩姓身世大異，焉能有姻婚至戚之誼?此何以解之? 鄧先生坦言：實在想不出合理的答案。
(二)曹寅《楝亭詩鈔》中人物甚多，皆稱字、号而不名，我列了一個大單子請鄧老指點。
結果他隻說“京江相國”是大學士張玉書；其餘皆所不知。
(三)曹寅詩屢及豐潤族兄曹NFDB8、曹NFDB9等為骨肉、雁行，應為同祖無疑。
他們亦皆詩家，曾見過遺集嗎? 鄧先生答雲皆不曾見。
從這三問三答看，已不難領略“研曹”一業，真非易事了。
再叙三點嘉惠—— (一)一次同窗孫铮(正剛，天津人)陪我去拜訪鄧老，因向我說：早年曾為燕大圖書館購得一部罕見的抄本書，一函四冊；四個字的書名，很怪的，難記住。
有一條記載：曹寅是康熙帝的小伴讀，詩是捷才，最為師輩稱賞。
除此也許還有别的，記不清了。
此書我也想再看，你去找找，定有收獲。
我想，書名、作者，皆已忘記，無法查卡片、索引，這可得費大事。
因問：是否《桦葉述聞》?答曰：不是。
那書已記入《骨董瑣記》，如何會忘?太講不通了。
(二)告訴我：《潛邱NFDBA記》有贈曹寅詩。
(三)《永憲錄》中有記曹家事的地方。
我高興極了，回校就到館搜尋。
這三條，都很重要，而《永憲錄》尤為打破“曹學”奧秘的核心要害。
必須逐條地講一講，方可表明其重要何在，對理解《紅樓夢》又有何幫助意義。
所謂“伴讀”，并不是一個制度上的正式職銜——皇帝皇子皇女，從師受書聽講，皆有伴讀人，大抵是“家裡人”，宗室、皇親、親近侍者，都是伴讀，好比“同班”、“同學”之義。
當過皇帝伴讀的，誰也不能在自署職名時寫出一個“南書房伴讀”來夾在裡頭。
我将鄧先生所示，如實寫入拙著《紅樓夢新證》中，說明原委，認為他老胸羅萬卷，尤喜說部書，掌故精熟，所言斷無臆造之理。
誰知，這卻在五十年後為今人“抓住”，當做一則“批評”的辮子，一再以此“證明”我之治學态度大欠謹嚴——據雲曹寅并沒當康熙伴讀，所以我是“錯”的。
他的“論據”是何秘籍呢? 原來，所舉不是見了一部書，内記曹寅“不是伴讀”，而是—— (1)可能鄧之誠記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