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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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丢失了，說是家裡人不知其價值，讓一個收舊物的擔販給買去了，下落無法追尋，雲雲。
還有一回特殊的經過，值得一叙——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同仁陳建根，因公赴南京，特來打招呼：有什麼要辦嗎?我就拜托他費點兒事，到浦鎮去找毛國瑤，持我介函，請他惠賜一張照片，将所雲之“朱批”拍一條也好，帶給我以便研究。
這原是易為之事，因“原本”雖失，毛氏已将150條“朱批”過錄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上了，選一頁照個小片子，就行了。
陳先生返京後向我報告訪毛的實況，要點是：南京的照相館不給拍這種照片。
這确實是從未聽說的新聞。
陳先生還說：“我向他讨求，請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煩拍照的事了。
” 可是，毛氏又有托詞。
那部帶有“過錄靖本朱批”的寶書，迄今并無任何人從他那兒看到過影子。
我們不好說什麼“定案”的話，但我們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頁“證據”物件來，是你自己把事情弄成“死無對證”的“無頭奇案”的，别人無罪——不該反而受你之惡語中傷。
我們也有權利要求：你的“過錄靖本朱批”已在學術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與混亂，關系到紅學幾個最關鍵的問題，對此，要負責任，要出示證據，以防人言可畏。
這都過去了幾十年了。
時至今日，大陸與台灣的學者都有評議發表了。
江蘇的石昕生先生，與毛氏為好友，而石先生已發表論文數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僞之迹。
還有李同生先生，也對揭僞舉出了力證(毛據俞輯的脂評的某條而“改造”時，不知俞輯本有漏誤，他照抄襲俞之誤。
這使得僞迹無可詭辯)。
台灣學者進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論點而僞造朱批，寄與俞氏，俞不能識，反以為己說獲得了力證，落入了毛的設計。
前幾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劄，内言拟将我舊年給他的信件(還有其他紅學研者如吳恩裕等人的)編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對他曾在南京會上攻擊我的往事謝過，說他原不懂什麼、我不必與他計較等意。
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編印計劃，因那都是當時不明真相的言辭，如不經我同意而擅自發表，要負法律責任(此複函有複印本，并分寄與學友存證)。
近來忽又有上海的魏紹昌在貴州《紅樓》期刊上發表了一批俞平伯緻毛國瑤的信劄的排印文字。
魏君是公開支持毛國瑤、相信“靖本”的人，也許這和毛的來信所打算的編印諸家信件一事有所關聯。
對于魏君發表所輯俞函的說明介紹，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評議。
這都很有關系。
我叙此案的粗略經過，用意是在說明：研治紅學的事是多麼複雜而艱辛、離奇而怪異——這在“學術”範圍之“内”還是之“外”?一個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來應付、“處理”這些做夢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經的卻又不止這一件奇情異事，當相繼而來的幾個關鍵問題都與己所考證針鋒相對，“證據鑿鑿”——這情勢之下，考驗自己應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
例如當有貴州學人葛真先生，見了我的《靖本傳聞錄》，就賜函說我“已經到了‘真理’的門前，卻又後退了!”是責我應當相信毛輯“靖本”之批也。
這可能代表相當一些人的看法。
動搖嗎?許多疑點未清。
“固執”己見嗎?要有充分的反論證破之，方能巋然無怯，去承受作僞者的反擊和輿論“微詞”。
詩曰： 誰道研《紅》樂不疲，駭情怪狀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歎愚人小慧奇。
還有一回特殊的經過，值得一叙——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同仁陳建根，因公赴南京，特來打招呼：有什麼要辦嗎?我就拜托他費點兒事，到浦鎮去找毛國瑤，持我介函，請他惠賜一張照片，将所雲之“朱批”拍一條也好，帶給我以便研究。
這原是易為之事，因“原本”雖失，毛氏已将150條“朱批”過錄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上了，選一頁照個小片子，就行了。
陳先生返京後向我報告訪毛的實況，要點是：南京的照相館不給拍這種照片。
這确實是從未聽說的新聞。
陳先生還說：“我向他讨求，請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煩拍照的事了。
” 可是，毛氏又有托詞。
那部帶有“過錄靖本朱批”的寶書，迄今并無任何人從他那兒看到過影子。
我們不好說什麼“定案”的話，但我們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頁“證據”物件來，是你自己把事情弄成“死無對證”的“無頭奇案”的，别人無罪——不該反而受你之惡語中傷。
我們也有權利要求：你的“過錄靖本朱批”已在學術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與混亂，關系到紅學幾個最關鍵的問題，對此，要負責任，要出示證據，以防人言可畏。
這都過去了幾十年了。
時至今日，大陸與台灣的學者都有評議發表了。
江蘇的石昕生先生，與毛氏為好友，而石先生已發表論文數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僞之迹。
還有李同生先生，也對揭僞舉出了力證(毛據俞輯的脂評的某條而“改造”時，不知俞輯本有漏誤，他照抄襲俞之誤。
這使得僞迹無可詭辯)。
台灣學者進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論點而僞造朱批，寄與俞氏，俞不能識，反以為己說獲得了力證，落入了毛的設計。
前幾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劄，内言拟将我舊年給他的信件(還有其他紅學研者如吳恩裕等人的)編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對他曾在南京會上攻擊我的往事謝過，說他原不懂什麼、我不必與他計較等意。
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編印計劃，因那都是當時不明真相的言辭，如不經我同意而擅自發表，要負法律責任(此複函有複印本，并分寄與學友存證)。
近來忽又有上海的魏紹昌在貴州《紅樓》期刊上發表了一批俞平伯緻毛國瑤的信劄的排印文字。
魏君是公開支持毛國瑤、相信“靖本”的人，也許這和毛的來信所打算的編印諸家信件一事有所關聯。
對于魏君發表所輯俞函的說明介紹，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評議。
這都很有關系。
我叙此案的粗略經過，用意是在說明：研治紅學的事是多麼複雜而艱辛、離奇而怪異——這在“學術”範圍之“内”還是之“外”?一個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來應付、“處理”這些做夢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經的卻又不止這一件奇情異事，當相繼而來的幾個關鍵問題都與己所考證針鋒相對，“證據鑿鑿”——這情勢之下，考驗自己應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
例如當有貴州學人葛真先生，見了我的《靖本傳聞錄》，就賜函說我“已經到了‘真理’的門前，卻又後退了!”是責我應當相信毛輯“靖本”之批也。
這可能代表相當一些人的看法。
動搖嗎?許多疑點未清。
“固執”己見嗎?要有充分的反論證破之，方能巋然無怯，去承受作僞者的反擊和輿論“微詞”。
詩曰： 誰道研《紅》樂不疲，駭情怪狀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歎愚人小慧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