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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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研究所包誠富，它一開始就以作者與版本的研究作為兩大分流——其後發展建立了“曹學”與“脂學”，也是由此而生而成。
以作者與版本為兩大主題，似乎是研究小說(其實也适用于一切文學創作)的一個普遍規律，人們當“常識”看了，又有甚稀奇值得再來提起?殊不知，那在《西遊》、《封神》等小說尚屬一般性課題——不知作者為誰，并不影響對全書的理解；甚至一人作、幾人作，有無原本與改動本，也似乎關系不至于“動搖根本”。
但在《紅樓》，情形性質卻不能與之等量齊觀、混合而論。
因為：這裡包涵着一個“自傳性”的核心命脈的大問題，故爾必須深研作者的家世生平，一切背景、思潮、寫書動機……種種緣由實際。
所以有些人不明此理，總在“呼喚”脫離“曹學”、“脂學”的“老一套”，隻作所謂“本體诠釋”——其實就是主張架空一切産生《紅樓》的因素關系，隻要“就小說論小說”，美其名曰“回歸到文本”上來，“回到文學創作”上來，雲雲。
他們完全忘了(或根本不明白)：曹雪芹生前定型的《紅樓》版式是隻有八十回，正文與脂批同為“合法并存”的整體“文本”，不可分割斷裂。
“脂學”的建立晚至40年代末，1950年《燕京學報》刊出拙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是其正式标志，而1953年《紅樓夢新證》問世後方才是海内外一齊矚目的重要一題。
因為大家重視起來了，當然引出不同看法，例如拙見認為脂硯是一女子，“脂硯”與“畸笏”二署名實為一人，此女批書人即書中的史湘雲之“原型”三大要點。
對此，表示不同看法的時有其人，以為脂硯是男，脂、畸非一，當然更談不到“湘雲”了。
這都是研者觀點不同，屬于正常。
可是另有一種事态，與此大異了——我今日方名之曰“挑戰”。
挑戰的方式形态，既新奇又巧妙。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鎮毛國瑤的一封信，大意是說我對脂硯的考論不能成立，因他發現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頭記》，上有朱批，證明脂、畸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雲據彼本可證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雲雲。
我十分重視這些“新證據”，即複信求閱所雲之朱批(他說已過錄為150條之多)。
他又來信說已錄寄俞平伯先生，讓我到俞處去看……簡捷叙之，終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稱的“靖本朱批”。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報》的《藝林》版介紹這一“重大發現”。
但治學之事，終究異于“随風倒”，需要實事求是，我反複思繹，又覺他所錄“朱批”，不無可疑之點(本文是論事，不是重述考證的内容，讀者鑒之)。
等到1976年增訂《新證》，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傳聞錄》，說明我畢竟未見毛君所言之原件，若幹問題有待深研，不敢遽斷如何。
我是很謹慎的客氣的态度和言詞，給繼續研索留下了明朗的餘地。
誰知，毛氏見了此文，大為震怒，在南京紅學會上，他以惡語對我大肆攻擊——意謂因“證據”推翻了我的考證，因而反誣“證據”之靠不住…… 不止一樁事例表明了一個“規律”：在學術上聽到不同意見，心平氣和地與之切磋的，是真學者真論證；而一聞人家略有商量問詢獻疑請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裡、惡語傷人的，就暴露了他是裝學扮士，作案心虛、貨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層窗戶紙。
毛氏的表現，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後來，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謂“靖藏本”來以昭信實時，卻聲稱
以作者與版本為兩大主題，似乎是研究小說(其實也适用于一切文學創作)的一個普遍規律，人們當“常識”看了，又有甚稀奇值得再來提起?殊不知，那在《西遊》、《封神》等小說尚屬一般性課題——不知作者為誰，并不影響對全書的理解；甚至一人作、幾人作，有無原本與改動本，也似乎關系不至于“動搖根本”。
但在《紅樓》，情形性質卻不能與之等量齊觀、混合而論。
因為：這裡包涵着一個“自傳性”的核心命脈的大問題，故爾必須深研作者的家世生平，一切背景、思潮、寫書動機……種種緣由實際。
所以有些人不明此理，總在“呼喚”脫離“曹學”、“脂學”的“老一套”，隻作所謂“本體诠釋”——其實就是主張架空一切産生《紅樓》的因素關系，隻要“就小說論小說”，美其名曰“回歸到文本”上來，“回到文學創作”上來，雲雲。
他們完全忘了(或根本不明白)：曹雪芹生前定型的《紅樓》版式是隻有八十回，正文與脂批同為“合法并存”的整體“文本”，不可分割斷裂。
“脂學”的建立晚至40年代末，1950年《燕京學報》刊出拙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是其正式标志，而1953年《紅樓夢新證》問世後方才是海内外一齊矚目的重要一題。
因為大家重視起來了，當然引出不同看法，例如拙見認為脂硯是一女子，“脂硯”與“畸笏”二署名實為一人，此女批書人即書中的史湘雲之“原型”三大要點。
對此，表示不同看法的時有其人，以為脂硯是男，脂、畸非一，當然更談不到“湘雲”了。
這都是研者觀點不同，屬于正常。
可是另有一種事态，與此大異了——我今日方名之曰“挑戰”。
挑戰的方式形态，既新奇又巧妙。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鎮毛國瑤的一封信，大意是說我對脂硯的考論不能成立，因他發現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頭記》，上有朱批，證明脂、畸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雲據彼本可證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雲雲。
我十分重視這些“新證據”，即複信求閱所雲之朱批(他說已過錄為150條之多)。
他又來信說已錄寄俞平伯先生，讓我到俞處去看……簡捷叙之，終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稱的“靖本朱批”。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報》的《藝林》版介紹這一“重大發現”。
但治學之事，終究異于“随風倒”，需要實事求是，我反複思繹，又覺他所錄“朱批”，不無可疑之點(本文是論事，不是重述考證的内容，讀者鑒之)。
等到1976年增訂《新證》，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傳聞錄》，說明我畢竟未見毛君所言之原件，若幹問題有待深研，不敢遽斷如何。
我是很謹慎的客氣的态度和言詞，給繼續研索留下了明朗的餘地。
誰知，毛氏見了此文，大為震怒，在南京紅學會上，他以惡語對我大肆攻擊——意謂因“證據”推翻了我的考證，因而反誣“證據”之靠不住…… 不止一樁事例表明了一個“規律”：在學術上聽到不同意見，心平氣和地與之切磋的，是真學者真論證；而一聞人家略有商量問詢獻疑請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裡、惡語傷人的，就暴露了他是裝學扮士，作案心虛、貨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層窗戶紙。
毛氏的表現，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後來，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謂“靖藏本”來以昭信實時，卻聲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