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楊霁雲先生

寫!”如今周汝昌沒成“反革命”，你的×字怎麼寫了?周汝昌寫出了一部《紅樓夢新證》，毛主席稱許過——你×××寫得出來嗎? 霁老言下，義憤不平之氣滿座洋溢。

     他又曾說：《新證》出後，頗有人橫加訾議批判。

    惟有毛主席是《新證》的知音。

     1969年之中秋，我們一同到了湖北鹹甯幹校。

    我與他體力相若，是“文弱書生型”，幹不了重活，便分配給菜園子挑糞。

    我們兩個成了很别緻的“搭檔”。

     從廁坑掏了一個木桶大半滿的屎漿，二人擡起來，扁擔端頭一前一後，隻會邁“方步”，很“潇灑可觀”。

    從廁到園，路還不太近，走到一個大拐彎處，便在樹陰下坐下來歇一會兒。

    這路上倒無人監督，很自由，我們便吸煙漫談，談的就多半是《紅樓夢》。

    那情景，值得入紅學史，可惜沒人給拍照錄音。

     等到他從幹校返京了，他時常走來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總理特電調回北京，消息立即轟動了“向陽湖”畔，第一個來向我緻意的便是他。

    他很高興，幾句話，作别而去，意甚珍重。

    他還猜度說：“大約是要出一部《紅樓》‘樣闆’本。

    ” 他常州口音濃重，我又耳背，南音聽不清，他右手不能寫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寫話”給我，一筆一畫，吃力而一絲不苟地寫着。

     在一旁的我，實在感動。

     後來，已說不清因何，他不再來了，當系年邁步艱吧。

    我托一位舊同事捎一本拙著與信劄給他，而此君表示不耐煩，不願受我此托。

    從此，斷了往來。

     今歲向人探詢，說楊先生春天已然逝去。

     我很悲悼，還存有他借給我的書冊。

     誰寫紅學史，請将此情收入于一頁之間，實為幸甚。

     詩曰： 一生能得幾知音，難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擔糞侶，樹陰猶切夢《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