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楊霁雲先生

量。

    芹圃有知，當亦竊喜于地下而深感足下之為發隐闡微也。

    惜姗姗來遲，饞眼望穿，始獲一讀片段耳。

    深盼早日殺青，以饫愚昧，以啟鄙塞。

    ……”這封信應是他讀到開篇兩節拙文後的響應，情見乎詞，溢于言表，令我深為感動。

    不妨說，楊先生是我平生的知音至契的年輩最老的幾位中的最懇摯者。

     沒過太久，“文化大革命”來了。

    初期我“表現”很好，大字報寫得頗有“質量”，也許就因此受到“對立派”的重視了，或是由于更微妙的緣由，把我“揪”出來“批鬥”了。

    一開始，給我的名目是“周揚文藝黑線上的活标本”(社中大院地上貼出大字标語，每個字大至一整張黃紙，在“周汝昌”三字上加以朱紅的大叉，令人心驚膽戰!)。

    說也奇怪，十年中總是不提“紅學反動權威”一個字，而是将名堂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天天逼供，拍桌瞪眼，聲色動人。

     到了“文革”後期，“兩派”成立了“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大聯委”。

    “大聯委”的頭頭叫×××，是個汽車司機——那時本社最革命而且掌權的，号稱“三大員”，即司機、食堂員工、電工等一群“工人階級”。

    ×××生得方面大耳，高身闊步，極夠個“大員”的官相。

    又不知緣何，他看上了我，盯着我——有一回排隊“領飯”(照樣花錢交糧票，卻給最次的東西吃)，他見我排在前頭，硬把我“提”出來放在隊尾。

     又一次，我患了腹瀉，那時不許病休，醫生給開了證明，上三天“六小時班”。

    我按醫證提前回家了，宿舍“門房”有革命家屬，就電話到社，報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訓我說：“你沒病!” 過後，記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後，有一次霁老來訪，不知怎引起的，他說了這麼幾句話： ×××說：“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這×字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