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思想文化之光——讀金庸、池田大作對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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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的目标，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确，我決不屈服于無理的壓力之下。
”（178頁）池田大作也說：“誰正确，誰愚蠢？時間這面鏡子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來。
”（361頁）根據我的理解，他們兩位之所以能夠大無畏地堅持真理，就因為他們堅守一條根本原則：一切從“人”的幸福出發，時刻牢記“為人們謀幸福”，永遠不忘記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
多年來，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于把某些意識形态的教條放到了首位，而将廣大人民的實際利益擱置一邊。
中國内地就經曆過那類為了保持意識形态“純潔性”而整天争吵不休，批判來，批判去，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尾巴”，卻讓農民饑餓緻死的事；四人幫還提出過所謂“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等荒唐口号。
在香港，前些年也為要不要“直選”等問題發生過激烈的争論。
彭定康和一些人根本不顧一百四十多年來香港從未有過民主的現實狀況，将“民主”原則簡單地生搬硬套。
這實際上并不重視香港居民的利益。
正像池田大作所說：“正确地汲取民意，并非一件易事。
”盧梭當年就曾喟歎：“民衆在選舉中是主人，選舉以後則是奴隸。
”可見，把某些教條絕對地奉若神明未必正确。
這裡的病根，用池田先生的話來說，就在于脫離開“人的幸福”這個準則，反過來“用教條來裁判人”，忘記了“人的幸福總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識形态’更為重要”（70頁），“颠倒了主次”（56頁）。
這些論斷，實際上包含了過去年代發生的許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總結了人們付出巨大代價甚至血的代價才得來的經驗教訓。
池田大作和金庸都經曆過、體驗過戰争帶給人們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們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堅決制止戰争。
池田的長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征入伍，後來在緬甸陣亡。
這位長兄曾經親眼看到過日軍對當地人民的血腥屠殺，有一次，當他從前線短期返家時，就說：“日本軍做得太過分了！對中國人真是太狠毒了！”這句話深深刻印在池田大作的頭腦中。
因此，池田作為曾經是軍國主義日本的國民，堅決反對各種戰争。
金庸在中國的抗日戰争期間颠沛流離，嘗盡苦難，他家住宅被日軍燒光，他的
”（178頁）池田大作也說：“誰正确，誰愚蠢？時間這面鏡子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來。
”（361頁）根據我的理解，他們兩位之所以能夠大無畏地堅持真理，就因為他們堅守一條根本原則：一切從“人”的幸福出發，時刻牢記“為人們謀幸福”，永遠不忘記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
多年來，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于把某些意識形态的教條放到了首位，而将廣大人民的實際利益擱置一邊。
中國内地就經曆過那類為了保持意識形态“純潔性”而整天争吵不休，批判來，批判去，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尾巴”，卻讓農民饑餓緻死的事；四人幫還提出過所謂“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等荒唐口号。
在香港，前些年也為要不要“直選”等問題發生過激烈的争論。
彭定康和一些人根本不顧一百四十多年來香港從未有過民主的現實狀況，将“民主”原則簡單地生搬硬套。
這實際上并不重視香港居民的利益。
正像池田大作所說：“正确地汲取民意，并非一件易事。
”盧梭當年就曾喟歎：“民衆在選舉中是主人，選舉以後則是奴隸。
”可見，把某些教條絕對地奉若神明未必正确。
這裡的病根，用池田先生的話來說，就在于脫離開“人的幸福”這個準則，反過來“用教條來裁判人”，忘記了“人的幸福總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識形态’更為重要”（70頁），“颠倒了主次”（56頁）。
這些論斷，實際上包含了過去年代發生的許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總結了人們付出巨大代價甚至血的代價才得來的經驗教訓。
池田大作和金庸都經曆過、體驗過戰争帶給人們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們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堅決制止戰争。
池田的長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征入伍，後來在緬甸陣亡。
這位長兄曾經親眼看到過日軍對當地人民的血腥屠殺，有一次，當他從前線短期返家時，就說：“日本軍做得太過分了！對中國人真是太狠毒了！”這句話深深刻印在池田大作的頭腦中。
因此，池田作為曾經是軍國主義日本的國民，堅決反對各種戰争。
金庸在中國的抗日戰争期間颠沛流離，嘗盡苦難，他家住宅被日軍燒光，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