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氣幹雲鑄俠魂——說金庸筆下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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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形态的“義”主要由俠士拯救受難平民與弱者來體現。
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學第二次講演中說得明白：“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奮不顧身，拔刀相助’這八個字，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
”(5)這裡，俠的定義便與“義”完全重疊為一，成為人們常說的“俠肝義膽”或“俠士精神”。
《飛狐外傳》中的胡斐，在佛山鎮上為鐘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鳳天南較量，一心要誅殺這“南天一霸”。
《笑傲江湖》中令狐沖救儀琳，也全無個人打算。
他不管采花大盜田伯光武功多麼高強，憑着一腔熱血，就舍命與田死纏，使儀琳免遭毒手。
甚至連武功半點不會的段譽，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農幫濫殺無量派，并給黑駿馬主人主動報信。
當木婉清嘲笑他幾乎為這類閑事丢了性命時，段譽朗聲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在金庸小說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
連《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所誦經文也包含了一點俠義思想：“焚我殘軀，熊熊聖火。
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
”看似宗教的輕生思想，卻引向“為善除惡”的目标，成為視死如歸的同義語。
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内涵。
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
《倚天屠龍記》中，當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麼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範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隻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
”(6) 事實上，也隻有為民族、為民衆、為國家的大“義”，才能牢固地團結教派内大多數群衆。
金庸在《飛狐外傳》的《後記》（寫于1975年1月）中曾經表示：“在我所寫的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别喜歡的。
”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們重義輕生，光明磊落，言行一緻，信奉了一種原則就真誠地實踐，做了錯事也都敢于承擔責任，絕不文過飾非。
他們堅守一條界線：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決不做鷹犬和奴才，這就同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
金庸通過小說形象，把這樣的人生稱頌為有價值的。
而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緻把他們分成兩類：以令狐沖、胡斐為代表的一類，以郭靖、喬峰為代表的又一類。
這後一類，金庸稱之為“大俠”。
《神雕俠侶》中，郭靖在襄陽曾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隻是俠之小者。
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隻盼你心頭牢牢記着‘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在1980年5月寫的《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沖作了對比之後說：“對于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應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隐士。
”盡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後一類，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類。
金庸在為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寫的小序中說：“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
仁是對大衆的疾苦怨屈充分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7)可見，金庸确實在自覺地承擔武俠小說的這種使命。
金庸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
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學第二次講演中說得明白：“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奮不顧身，拔刀相助’這八個字，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
”(5)這裡，俠的定義便與“義”完全重疊為一，成為人們常說的“俠肝義膽”或“俠士精神”。
《飛狐外傳》中的胡斐，在佛山鎮上為鐘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鳳天南較量，一心要誅殺這“南天一霸”。
《笑傲江湖》中令狐沖救儀琳，也全無個人打算。
他不管采花大盜田伯光武功多麼高強，憑着一腔熱血，就舍命與田死纏，使儀琳免遭毒手。
甚至連武功半點不會的段譽，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農幫濫殺無量派，并給黑駿馬主人主動報信。
當木婉清嘲笑他幾乎為這類閑事丢了性命時，段譽朗聲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為，有何後悔可言？”在金庸小說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
連《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所誦經文也包含了一點俠義思想：“焚我殘軀，熊熊聖火。
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
”看似宗教的輕生思想，卻引向“為善除惡”的目标，成為視死如歸的同義語。
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内涵。
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人這一新的高度。
《倚天屠龍記》中，當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麼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範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隻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
”(6) 事實上，也隻有為民族、為民衆、為國家的大“義”，才能牢固地團結教派内大多數群衆。
金庸在《飛狐外傳》的《後記》（寫于1975年1月）中曾經表示：“在我所寫的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别喜歡的。
”這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們重義輕生，光明磊落，言行一緻，信奉了一種原則就真誠地實踐，做了錯事也都敢于承擔責任，絕不文過飾非。
他們堅守一條界線：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遁迹湖山，但決不做鷹犬和奴才，這就同傳統的“士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
金庸通過小說形象，把這樣的人生稱頌為有價值的。
而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緻把他們分成兩類：以令狐沖、胡斐為代表的一類，以郭靖、喬峰為代表的又一類。
這後一類，金庸稱之為“大俠”。
《神雕俠侶》中，郭靖在襄陽曾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隻是俠之小者。
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隻盼你心頭牢牢記着‘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後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在1980年5月寫的《笑傲江湖》的《後記》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沖作了對比之後說：“對于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應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隐士。
”盡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态度似乎近于後一類，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類。
金庸在為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寫的小序中說：“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
仁是對大衆的疾苦怨屈充分關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為之事。
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7)可見，金庸确實在自覺地承擔武俠小說的這種使命。
金庸筆下最傑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