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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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不問,亦必須要令“穆念慈”拒絕回臨安故居才可以斷絕郭穆二人日後往來。

     因此為了要解釋“穆念慈”不回臨安,郭黃不顧“穆念慈”便竟然硬栽贓說是黃蓉作梗,實在事“莫須有”的罪名。

    至于所謂“郭靖明知這樣做很不妥當,可是聽黃蓉的話聽慣了,也就隻好算數”,也是完全沒有根據。

     因話提話,其實在小事情郭靖是言聽計從,大事情黃蓉是不敢違拗的。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楊過的母親是秦南琴,在她的潦倒困頓之時,很可能求助無門,她不會去找郭靖,她甚至不知道去何處找郭靖,郭靖也很難找到秦南琴。

    而穆念慈則大大不同,她在有困難時一定會想起有這一位郭世兄,她也知道可以上桃花島去找,她甚至可以去找丘處機,分别就在于此。

     因此以修訂本的《射雕》、《神雕》去研究楊過的童年為何會如此困苦自必然要誤入歧途。

    我手頭上沒有舊版的《射雕》、《神雕》,無法作出一個正确無誤的分析,但是注意秦南琴與穆念慈的分别,當可有些重要的啟示。

     我以為要研究金庸小說,隻有涉及修辭一類的題目,才可完全依靠修訂本的資料;其他有關創作意圖、情節安排以及作者的情緒則必須參考舊版,方可免于步上歪路。

     董千裡先生評《碧血劍》為“政治性極濃厚”,書中描寫了争天下的清政權、明室與李自成三股勢力,“得到‘清必勝’的結論”。

    這裡董先生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考慮點,就是金庸對于民族主義的觀點。

     前期的作品,正如董先生所言“作者于各書中極表揚民族主義,卻似乎持‘漢族沙文主義’立場”。

    後期的作品,則經曆了《天龍八部》和《鹿鼎記》的反省,作者的民族主義觀點是變了許多。

     我懷疑《碧血劍》的“清必勝”結論是後來修訂時再加進去的,五十年代時的金庸恐怕不會作如是觀。

    《書劍恩仇錄》中的乾隆有如昏君,《鹿鼎記》裡的康熙卻英明神武得很,作者的改變十分明顯。

     可惜我未能找到原始本的《碧血劍》,無法證實其中範文程等人與皇太極的對話是後來加入。

    不過我相信如把《碧血劍》完全視為前期作品,在研究作者的思路軌迹、觀點的變化時必會受到誤導,畢竟《碧血劍》如同丹青生的那一埕再釀的葡萄美酒,“陳中有新,新中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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