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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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考古學者晁華山在确認了大量摩尼教洞窟後特地緻函金庸，說《倚天屠龍記》中對摩尼教教義的闡述和許多教規、習慣的描寫，真是難得的準确。（《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1日第八版）能得到專家的如此贊譽，金庸在這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自不待言。
摩尼教亦即明教（楊憲益先生反對此說，認為明教與摩尼教無關，而是婆羅門教在中土唐代以後的名稱，詳見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譯餘偶拾》第317-337頁，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倚天屠龍記》有言及明教與明朝國号的淵源之處，頗引人注目：
其後朱元璋雖起異心，疊施奸謀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國号不得不稱一個“明”字。（第1562頁）
朱元璋登基之後，反下令嚴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盡加殺戮。（第1591頁）
明朝國号承自明教，是吳晗的創見。金庸很可能參考過吳晗的《明教與大明帝國》（載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1版第4次印刷《讀史劄記》第235-270頁）。在這篇長文中，吳晗說：
至“大明”之國号，則私見以為出于韓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經》。《大小明王出世經》為明教經典，明之國号實出于明教。（第236、237頁）
第以其部曲多紅軍，為籠絡宋主舊部、徐陳降将，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棄“明王出世”之說。建大明為國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後來者無所藉口。（第262頁）
然“明王出世”“彌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義，明暗對立，互為消長，而終克于明。彌勒則有三十次入世之說。使此說此教仍繼續流傳，則後來者人人可自命為明王，為彌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蓮社及明尊教。（第267頁）
《明教與大明帝國》是寫《倚天屠龍記》的重要參考資料，還有蛛絲馬迹可尋。《倚天屠龍記》第975頁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聞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節略，張無忌讀了一半時說：“那王居正雖然仇視本教，卻也知本教教衆節儉樸實，相親相愛。”參之以《明教與大明帝國》（第248、249頁）所引，不僅同樣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吳晗所論“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樸節儉之生活，雖其抨擊者亦贊歎言之”竟也與張無忌之語意完全吻合。這難道是巧合嗎？錢鐘書先生《容安館劄記》第六百四十則：
又按《諸家詩話》中錄劉辰翁《趙仲仁詩序》，必自《談藝錄》第四十一頁轉錄，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也”等十四字。
錢仲聯先生做學問如此，不免受錢鐘書先生之譏；金庸先生作小說如此，就是其妙處了。金克木先生說得好：
閣下所透露的史學佛學見解，論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書立說也不見得能稱首席什麼家，得什麼國際大獎。然而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末班車》第124頁）
《明教與大明帝國》寫于1940年末，刊于《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後被編入《讀史劄記》于1956年出版。此時及稍後數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陣營”之内，見到此書或許即在其間。當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後覓得亦是常事。
然而，70年代末以來，這一幾成定論的觀點受到了質疑。有學者認為“明王”源出佛教，與明教主神“明使”無關，“明王出世”之說系指孔雀明王；領導元末起義的白蓮教“三世佛”教義與明教“二宗三際”教義的比附純屬附會，且二教融合缺乏客觀可能性。（詳見《中國秘密社會》第二卷《元明教門》第46—5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過，元末本的《推背圖》第一幅就是一人手持日月，而日月則是明教的象征，這又怎麼解釋呢？
曆史領域的學術紛争且由它去。《倚天屠龍記》的史感已足，作者再行修訂，想必無須“與時俱進”了吧？晁華山先生稱道的，原也是對摩尼教教義的闡述和許多教規、習慣的描寫。“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
摩尼教亦即明教（楊憲益先生反對此說，認為明教與摩尼教無關，而是婆羅門教在中土唐代以後的名稱，詳見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版《譯餘偶拾》第317-337頁，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倚天屠龍記》有言及明教與明朝國号的淵源之處，頗引人注目：
其後朱元璋雖起異心，疊施奸謀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國号不得不稱一個“明”字。（第1562頁）
朱元璋登基之後，反下令嚴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盡加殺戮。（第1591頁）
明朝國号承自明教，是吳晗的創見。金庸很可能參考過吳晗的《明教與大明帝國》（載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1版第4次印刷《讀史劄記》第235-270頁）。在這篇長文中，吳晗說：
至“大明”之國号，則私見以為出于韓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經》。《大小明王出世經》為明教經典，明之國号實出于明教。（第236、237頁）
第以其部曲多紅軍，為籠絡宋主舊部、徐陳降将，為迎合民心，均不能放棄“明王出世”之說。建大明為國号，一以示其承小明王而起，一以宣示“明王”已出世，使後來者無所藉口。（第262頁）
然“明王出世”“彌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義，明暗對立，互為消長，而終克于明。彌勒則有三十次入世之說。使此說此教仍繼續流傳，則後來者人人可自命為明王，為彌勒，取明而代之，如明太祖之于宋小明王。……洪武元年……诏禁白蓮社及明尊教。（第267頁）
《明教與大明帝國》是寫《倚天屠龍記》的重要參考資料，還有蛛絲馬迹可尋。《倚天屠龍記》第975頁引了一篇南宋王居正的奏章，“臣聞事魔者”一句之前有所節略，張無忌讀了一半時說：“那王居正雖然仇視本教，卻也知本教教衆節儉樸實，相親相愛。”參之以《明教與大明帝國》（第248、249頁）所引，不僅同樣略去了那一部分文字，吳晗所論“明教互助合作之精神，淳樸節儉之生活，雖其抨擊者亦贊歎言之”竟也與張無忌之語意完全吻合。這難道是巧合嗎？錢鐘書先生《容安館劄記》第六百四十則：
又按《諸家詩話》中錄劉辰翁《趙仲仁詩序》，必自《談藝錄》第四十一頁轉錄，故亦略去“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也”等十四字。
錢仲聯先生做學問如此，不免受錢鐘書先生之譏；金庸先生作小說如此，就是其妙處了。金克木先生說得好：
閣下所透露的史學佛學見解，論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書立說也不見得能稱首席什麼家，得什麼國際大獎。然而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末班車》第124頁）
《明教與大明帝國》寫于1940年末，刊于《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後被編入《讀史劄記》于1956年出版。此時及稍後數年，金庸尚在香港的“左派陣營”之内，見到此書或許即在其間。當然，以其嗜史之深，稍後覓得亦是常事。
然而，70年代末以來，這一幾成定論的觀點受到了質疑。有學者認為“明王”源出佛教，與明教主神“明使”無關，“明王出世”之說系指孔雀明王；領導元末起義的白蓮教“三世佛”教義與明教“二宗三際”教義的比附純屬附會，且二教融合缺乏客觀可能性。（詳見《中國秘密社會》第二卷《元明教門》第46—5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過，元末本的《推背圖》第一幅就是一人手持日月，而日月則是明教的象征，這又怎麼解釋呢？
曆史領域的學術紛争且由它去。《倚天屠龍記》的史感已足，作者再行修訂，想必無須“與時俱進”了吧？晁華山先生稱道的，原也是對摩尼教教義的闡述和許多教規、習慣的描寫。“以史學佛學入小說，在武俠中講‘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