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原型”與“虛構”的對話

又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理性課題：原型材料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而賦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礎”是什麼？ 劉心武講這段話的時候，也許并不像我們作深入的思考，當然也不可能要求他這樣。

    但正是他，從一個作家的視角觸及到了學術界長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三點。

    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都沿着一條傳統的思維模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麼就很難進入到一個理論的層面，從學術思維、學術方法上深入探尋尚待開墾的理論荒原。

    燈不撥不明，理不辨不清。

    對話的目的是提升我們的理性認識，去辨識那些複雜的文學現象，讓紅學健康地發展。

    “劉心武現象”給學術界帶來的沖擊是多層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

    回顧百年紅學的風雲，雖不能盡收眼底，但有兩次方法論的巨變，是有目共睹的。

    一次是胡适與蔡元培的紅學論争。

    胡适用科學的實證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發現了甲戌本《紅樓夢》，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謎”。

    因此，劉夢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曆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主要意義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規範，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打開局面，而不在于解決了多少該學科内部的具體問題。

    ②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大讨論。

    盡管它的學術層面被政治運動的煙塵遮蓋了，出現不該發生的悲劇，給後世留下了傷痛和遺憾，但對整個意識形态所産生的震撼之威，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學術發展史所證實，每一次學術的大發展都是先從方法論上打開缺口。

    為此，我們就“原型”這一研究方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