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鐵生:序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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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記索隐》的觀點,1921年3月27日胡适寫成《紅樓夢考證》,文章寫成後,他還親自送給蔡元培,聽取意見。

    《紅樓夢考證》批評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紅學”“走錯了道路”,是“絕無道理的附會”,是猜“笨謎”,“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

    胡适說:“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

    我這篇文裡,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

    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⑧ 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時,校長蔡元培正在國外考察教育。

    蔡元培将如何對待胡适的批評,是胡适和許多學人關注的事情。

    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紅樓夢考證》的亞東版《紅樓夢》送了一部給蔡元培。

    蔡元培複信說: 《考證》已讀過。

    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轶事等,甚佩。

    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會”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贊同。

    弟以為此派之謹嚴者,必與先生所用之考證法并行不悖。

    稍緩當詳寫奉告。

    ⑨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寫出《〈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适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同樣,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給胡适聽取意見,在給胡适的信中寫道:“承索《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請指正。

    ”⑩ (二)學者的風範 蔡元培和胡适二人辯論内容本身存在着分歧,學術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我們姑且不論,僅就雙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時溝通的氣氛中進行,不失學者的風範,就令人欽佩不已。

     胡适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中,曾引用亞裡士多德的一段話來表明自己論辯時的态度和立場: 讨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

    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

    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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