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鐵生:序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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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舉上述的例子,是想說明劉心武先生研究紅學的确是下了功夫,讀了許多書。

    假如說争鳴的對方有一桶水,那麼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鳴的過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

    盡管作家審美視角與學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隻要是學術研究,就為争鳴鋪墊了好的前提。

     二、我們需要的是理性批評 理性原則是學術批評的規範。

    也就是說理性的學術批評,不是針對個人的。

    它不去批判堅持某一理論的個人,隻批判理論本身;批評該思想理論形成的曆史背景、思想淵源;批評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評其學術思想對該領域和社會的影響等。

    我在1998年曾發表過一篇評論紅學家胡文彬的論文,其中特别寫了一節關于學術争鳴的問題,對今天我們紅學界的學術批評仍是有意義的。

    摘引如下: 紅學界的“霸氣”主義早已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胡先生指出:他們“隻準别人附和,不準另有異議,缺乏學術上的民主作風,大搞紅學界内的‘霸氣’主義,結果是誰也壓服不了誰。

    相反擴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閡,從學術之争發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争。

    還有的人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橫掃一切,全盤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以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

    凡此種種由來已久,至今尚有餘風。

    ”曆史上像這樣“風”刮得最典型的莫過北宋古文運動後期。

    王安石當政廢除詩賦取士而改試經義,并把自己主持編寫的《三經新義》,以及他那部《字說》作為學校教材,緻使文壇一度沉寂冷落。

    蘇東坡繼承歐陽修為端正文風而鬥争的傳統,對王氏新學的危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銳的批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蘇東坡為匡正文風,敢于力排時俗,直言相争,但并不由此貶低王安石,反而明确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

    ”王安石也并沒有因蘇東坡的批評而引起彼此之間意見抵牾,而構怨積恨,導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惡化。

    相反,在蘇東坡落難時,愛才心切,胸無芥蒂,出于公心,相助于危。

    而當王安石罷相後,蘇東坡路過江甯,拜訪王安石,兩人聚會金陵,同遊蔣山,留連累日,唱和詩文,傾注友情。

    古代有蘇東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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