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争—關于“”和“點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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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寫寶玉、黛玉、寶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給寶钗用的飲器叫，給黛玉用的叫點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紅樓夢》的注中，釋“”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類名，所以就是近似瓜類形狀的酒杯；釋“”為古代碗類器皿，“點犀”用的是李商隐詩“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從文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沈從文：《“”和“點犀”——關于〈紅樓夢〉注釋一點商榷》，載1961年8月6日《光明日報》。，對人文版《紅樓夢》的注釋提出商榷。他說明代以來，南方新擡頭的士紳階層中，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還要仿照古代銅玉器物，做成各種形态花紋。，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釋中所說的“這個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沈從文說“正好相反”，這是就“務實”方面而言，至于“務虛”方面，他認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勢利、虛假，因為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說法。疑是“班包假”的諧音。至于點犀，沈從文說系宋明以來，官僚貴族為鬥奢示闊，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間有白線直透到角頂。書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會意，與的諧聲相映成趣。他認為《紅樓夢》第四十一回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虛假，因之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于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音，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亂湊和。”沈從文是文學大家，又是古器物專家，他出面從曆史、文物、習俗和修辭幾個方面對《紅樓夢》的注釋進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獨為訓诂，同時也是一篇卓見别具的賞析之作，自然會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但由于涉及對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間也有不同意見。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談“”和“點犀”》在《光明日報》刊出，表示贊同沈從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寫這些古怪飲器名稱，不限于字面意義。但他不同意說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紅樓夢曲》中的《世難容》一支，充滿了悲憤，沒有絲毫譏嘲口吻；是續書把妙玉糟蹋了。他說：“我以為，特筆寫出給钗、黛二人使用的這兩隻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還應該從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寶钗用，暗含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與書中“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随時，自雲守拙”的描寫正合。而“點犀”，周汝昌說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用之于黛玉，則是“性蹊跷”的隐語，不能采取會意的解法，這與書中描寫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還提出，“”應該是古匏器，而不是沈從文所說的明清時代的葫蘆器；“”字也沒有“高足器”的意思，因為書中明言“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缽。
周汝昌的文章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又刊出了沈從文的緻周汝昌書，仍堅持是明清器物，與古代器不相幹。他說古器和明清仿器他“過手過”，“說的大緻不會太錯”。關于“點犀”還是“杏犀”，他對“杏犀”一名深表懷疑，寫道：“就我所知，談犀角事諸書，實均無此名色。”而“”字，如從實說，他認為肯定是高足器，根據有二：“一、事實上隻有這種高足犀角飲器，可還從未見有似缽而小的犀角飲器。談談犀角杯品種還是不為白費。二、從字義說，高足銅鼎為‘鼎’，高腳木馬名‘高’，橋字本身也和隆聳不可分。以類例言，還是高足器皿為合。”
這是一次學術性和知識性頗強的紅學學術論争，後來沒有繼續讨論下去，可能與在兩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識準備不足有關。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從文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沈從文：《“”和“點犀”——關于〈紅樓夢〉注釋一點商榷》，載1961年8月6日《光明日報》。，對人文版《紅樓夢》的注釋提出商榷。他說明代以來，南方新擡頭的士紳階層中，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還要仿照古代銅玉器物，做成各種形态花紋。，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釋中所說的“這個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沈從文說“正好相反”，這是就“務實”方面而言，至于“務虛”方面，他認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勢利、虛假，因為俗語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說法。疑是“班包假”的諧音。至于點犀，沈從文說系宋明以來，官僚貴族為鬥奢示闊，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間有白線直透到角頂。書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會意，與的諧聲相映成趣。他認為《紅樓夢》第四十一回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虛假，因之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于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音，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亂湊和。”沈從文是文學大家，又是古器物專家，他出面從曆史、文物、習俗和修辭幾個方面對《紅樓夢》的注釋進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獨為訓诂，同時也是一篇卓見别具的賞析之作，自然會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但由于涉及對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間也有不同意見。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談“”和“點犀”》在《光明日報》刊出，表示贊同沈從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寫這些古怪飲器名稱，不限于字面意義。但他不同意說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紅樓夢曲》中的《世難容》一支，充滿了悲憤，沒有絲毫譏嘲口吻；是續書把妙玉糟蹋了。他說：“我以為，特筆寫出給钗、黛二人使用的這兩隻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還應該從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寶钗用，暗含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與書中“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随時，自雲守拙”的描寫正合。而“點犀”，周汝昌說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用之于黛玉，則是“性蹊跷”的隐語，不能采取會意的解法，這與書中描寫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還提出，“”應該是古匏器，而不是沈從文所說的明清時代的葫蘆器；“”字也沒有“高足器”的意思，因為書中明言“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缽。
周汝昌的文章發表不久，《光明日報》又刊出了沈從文的緻周汝昌書，仍堅持是明清器物，與古代器不相幹。他說古器和明清仿器他“過手過”，“說的大緻不會太錯”。關于“點犀”還是“杏犀”，他對“杏犀”一名深表懷疑，寫道：“就我所知，談犀角事諸書，實均無此名色。”而“”字，如從實說，他認為肯定是高足器，根據有二：“一、事實上隻有這種高足犀角飲器，可還從未見有似缽而小的犀角飲器。談談犀角杯品種還是不為白費。二、從字義說，高足銅鼎為‘鼎’，高腳木馬名‘高’，橋字本身也和隆聳不可分。以類例言，還是高足器皿為合。”
這是一次學術性和知識性頗強的紅學學術論争，後來沒有繼續讨論下去，可能與在兩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識準備不足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