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論争—《紅樓夢》的地點問題
關燈
小
中
大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最先提出地點問題，傾向于書中所寫的事情發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斷語，搜尋作品的例證，與南方對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寫給顧颉剛的信中說：“從本書中房屋樹木等等看來，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無線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紅樓夢辨》第116頁。因此俞平伯隻是提出問題，并沒有解決問題。
1924年4月，即《紅樓夢辨》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一年之後，劉大傑在北京《晨報副刊》上撰寫商榷文章劉大傑：《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晨報》“藝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這在當時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見解，因為《紅樓夢》的地點之争，向來隻有南京和北京兩說，從未有人主張寫的是陝西長安。劉大傑的證據，主要是書中有幾處提到“長安”字樣，如第十七回介紹妙玉：“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勝迹，去年随了師父上來”；第三十八回寶钗持蟹賞桂詩：“桂霭桐陰坐舉觞，長安涎口盼重陽”；第五十六回甄寶玉在夢中說：“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以及第十五回鳳姐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賈琏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等等。他的這一觀點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對，認為《紅樓夢》的地點，不過是作者所經曆過的各個地方的代表，“謂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當然更不是長安，因為曹雪芹從未到過陝西。至于長安兩字，李玄伯解釋說：“長安兩字常為文人所用，已變成京師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複，每稱京師曰長安。”李玄伯；《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猛進》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發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進》第八期上，5月11日，劉大傑即在《晨報副刊》著文作答劉大傑；《再說紅樓的地點問題》，載《晨報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22日，李玄伯又在《猛進》上刊出《再論紅樓夢及其地點》一文，繼續進行駁難。12月1日，《晨報》出版七周年紀念增刊，劉大傑在《紅樓夢裡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中，再次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給胡适看，胡适說：“據種種的考證，曹雪芹永遠沒有和陝西長安發生過關系。他死的時候，确實在北京。書中雖說長安，因古人多稱京師為長安的緣故。”見劉大傑《紅樓夢裡的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的“附記”，載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七周年紀念增刊》但劉大傑并沒有接受胡适的意見，仍然堅持長安說。這之前，他還曾寫信給俞平伯，結果遭到俞的反駁，認為他的證據是“水中撈月”，明确表示“不能贊同”，并推薦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參見劉大傑和俞平伯的通信，載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報副刊》，題目标為《通信二則》。，等于在劉、李論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邊。
劉大傑的長安說顯然無法成立。特别後來甲戌本出現，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長安說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這一場關于《紅樓夢》地點問題的論争，卻很有影響，後來不斷有人重提這一“舊話”，即使未獲一緻結論，也可以起到激發人們的紅學興趣的作用。
1924年4月，即《紅樓夢辨》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一年之後，劉大傑在北京《晨報副刊》上撰寫商榷文章劉大傑：《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晨報》“藝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這在當時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見解，因為《紅樓夢》的地點之争，向來隻有南京和北京兩說，從未有人主張寫的是陝西長安。劉大傑的證據，主要是書中有幾處提到“長安”字樣，如第十七回介紹妙玉：“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勝迹，去年随了師父上來”；第三十八回寶钗持蟹賞桂詩：“桂霭桐陰坐舉觞，長安涎口盼重陽”；第五十六回甄寶玉在夢中說：“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以及第十五回鳳姐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賈琏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等等。他的這一觀點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對，認為《紅樓夢》的地點，不過是作者所經曆過的各個地方的代表，“謂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當然更不是長安，因為曹雪芹從未到過陝西。至于長安兩字，李玄伯解釋說：“長安兩字常為文人所用，已變成京師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複，每稱京師曰長安。”李玄伯；《紅樓夢的地點問題》，載《猛進》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發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進》第八期上，5月11日，劉大傑即在《晨報副刊》著文作答劉大傑；《再說紅樓的地點問題》，載《晨報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22日，李玄伯又在《猛進》上刊出《再論紅樓夢及其地點》一文，繼續進行駁難。12月1日，《晨報》出版七周年紀念增刊，劉大傑在《紅樓夢裡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中，再次提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長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給胡适看，胡适說：“據種種的考證，曹雪芹永遠沒有和陝西長安發生過關系。他死的時候，确實在北京。書中雖說長安，因古人多稱京師為長安的緣故。”見劉大傑《紅樓夢裡的重要問題的讨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一文的“附記”，載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七周年紀念增刊》但劉大傑并沒有接受胡适的意見，仍然堅持長安說。這之前，他還曾寫信給俞平伯，結果遭到俞的反駁，認為他的證據是“水中撈月”，明确表示“不能贊同”，并推薦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參見劉大傑和俞平伯的通信，載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報副刊》，題目标為《通信二則》。，等于在劉、李論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邊。
劉大傑的長安說顯然無法成立。特别後來甲戌本出現，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長安說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這一場關于《紅樓夢》地點問題的論争，卻很有影響，後來不斷有人重提這一“舊話”，即使未獲一緻結論，也可以起到激發人們的紅學興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