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的小說批評與紅學的歧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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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了這方面的鬥争，因而是形象的階級鬥争的曆史，這樣來認識《紅樓夢》的價值，反而把《紅樓夢》的價值局限了。
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間的盤根錯節的關系及他們榮損與俱的命運，《紅樓夢》裡的确有具體描寫，而且生動地展現出以榮、甯二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過程，這方面的描寫的政治的和曆史的意義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個封建社會衰亡過程的一個縮影。
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寶、黛、钗的戀愛和婚姻悲劇在書中占據中心位置，無視《紅樓夢》愛情描寫的巨大美學意義和社會意義，甚至企圖用政治鬥争來解釋一切，實踐已證明這樣做是如何偏頗。
泛政治化的批評之不能正确闡釋《紅樓夢》，道理甚為明顯，前車之鑒，昭昭在目，無複多言。
尤其從現實政治出發的泛政治化批評，根本不在于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學名著現代化，變成現實政治舉措的參照物和辯護口實，結果隻能使小說批評變形，引紅學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就徘徊于這樣的歧途之中。
當時的許多文章，表面看來采取的仍是小說批評的方法，對《紅樓夢》思想内容的發掘，不無個人所得，但批評的基調則是用單純地闡釋思想内容代替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曆史的批評淹沒美學的批評，用泛政治化的批評取代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用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衡蓋過對作品的客觀評價。
而且形成一種人雲亦雲的評紅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個調子做文章，使紅學的小說批評完全陷入絕徑。
本來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與索隐派一樣，都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内容，兩者在紅學觀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個時期的小說批評，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為援手，形成了紅學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局面。
政治小說和政治曆史小說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創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又接過這一提法，弘揚得比索隐派更加廣泛。
所以出現了奇怪的紅學現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紅學觀點卻一直在流行着，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一個時期有某種合流的迹象。
筆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層面的發掘，有某些深入之處，有的比單純從言情的角度看待這部偉大作品要深刻一些。
但批評方法的泛政治化，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文學的特性，發表的文章和論著越多，越說明小說批評的方法發生了危機，無法以此來代表紅學的學術成果。
隻不過應該說明一點，紅學作為世界性的學問，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中國大陸的小說批評一個時期走向泛政治化，國外的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研究者，并沒有一起感染此風，他們在堅持正常的小說批評，不時有不乏新意的論著問世。
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間的盤根錯節的關系及他們榮損與俱的命運，《紅樓夢》裡的确有具體描寫，而且生動地展現出以榮、甯二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過程，這方面的描寫的政治的和曆史的意義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個封建社會衰亡過程的一個縮影。
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寶、黛、钗的戀愛和婚姻悲劇在書中占據中心位置，無視《紅樓夢》愛情描寫的巨大美學意義和社會意義，甚至企圖用政治鬥争來解釋一切，實踐已證明這樣做是如何偏頗。
泛政治化的批評之不能正确闡釋《紅樓夢》，道理甚為明顯，前車之鑒，昭昭在目，無複多言。
尤其從現實政治出發的泛政治化批評，根本不在于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學名著現代化，變成現實政治舉措的參照物和辯護口實，結果隻能使小說批評變形，引紅學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就徘徊于這樣的歧途之中。
當時的許多文章，表面看來采取的仍是小說批評的方法，對《紅樓夢》思想内容的發掘，不無個人所得，但批評的基調則是用單純地闡釋思想内容代替對作品的藝術分析，用曆史的批評淹沒美學的批評，用泛政治化的批評取代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用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衡蓋過對作品的客觀評價。
而且形成一種人雲亦雲的評紅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個調子做文章，使紅學的小說批評完全陷入絕徑。
本來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說批評與索隐派一樣，都強調《紅樓夢》的政治内容，兩者在紅學觀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個時期的小說批評，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為援手，形成了紅學發展的錯綜複雜的局面。
政治小說和政治曆史小說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創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又接過這一提法，弘揚得比索隐派更加廣泛。
所以出現了奇怪的紅學現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陸基本上銷聲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紅學觀點卻一直在流行着，小說批評派紅學與索隐派紅學一個時期有某種合流的迹象。
筆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對《紅樓夢》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層面的發掘，有某些深入之處，有的比單純從言情的角度看待這部偉大作品要深刻一些。
但批評方法的泛政治化，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違背文學的特性，發表的文章和論著越多，越說明小說批評的方法發生了危機，無法以此來代表紅學的學術成果。
隻不過應該說明一點，紅學作為世界性的學問，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當中國大陸的小說批評一個時期走向泛政治化，國外的以及台灣和香港地區的研究者，并沒有一起感染此風，他們在堅持正常的小說批評，不時有不乏新意的論著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