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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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用小說批評的方法，作者才可以這樣投入進去，進行淋漓盡緻的發揮，考證和索隐則不能這樣做。當然也由于何其芳是詩人，他以詩心尋求文眼，使他的文字充滿感情色彩。他認為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悲劇是雙重的悲劇，即愛情的悲劇和叛逆者的悲劇，寶玉是叛逆思想和叛逆行為的集中表現者，黛玉一方面表現為叛逆，一方面又是中國封建社會不幸女子的典型，性格上帶有強烈的悲哀和愁苦的色彩。寶、黛戀愛的特點是以互相了解和思想一緻為基礎，但表達愛情的方式和實際行動，并沒有突破封建禮教的限制，還帶有明顯的封建社會戀愛的特征，與近代的和現代的戀愛不同，和封建社會下層人民中間的戀愛亦有差異。對《紅樓夢》思想傾向問題讨論中的市民說，何其芳深表懷疑，認為這是搬用歐洲曆史的某些結論來解釋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他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它的末期，它的黑暗和腐敗日益顯露，必然要激起廣大的人民以及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内部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對，而長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傳統和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包括最初是從市民社會生長起來的白話小說的傳統，也必然要在這樣社會條件下發展，而且這種發展必然要在文學上得到新的傑出的表現。”何其芳：《論紅樓夢》第159至第160頁。他說這樣解釋比市民說要合理些。農民說，何其芳自然也不贊成。他的看法是，《紅樓夢》作者的基本立場是封建地主階級的叛逆者的立場，但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觀點。同上，161頁。
關于薛寶钗，何其芳不否認這是一個頭腦裡充滿封建思想的女性形象，但堅決反對曆來抑钗派宣傳的所謂寶钗奸險、虛僞的觀點。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我們在她身上看到了虛僞，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義本身的虛僞。”同上，99頁。因此在《紅樓夢》思想傾向的判斷上，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上，何其芳的《論紅樓夢》都提出了獨立的看法，後來引起紅學界不同觀點的争議，絕非偶然。對學術探讨來說，一種觀點是否正确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關鍵在于能不能引起人們深入一步的思考，可不可以自為一說。
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初版于1959年，1981年增訂再版，在五六十年代，這是一部很有影響的書。主要是它的細膩的藝術分析和優美的文字撥動了讀者的心弦。作者在“再版後記”中寫道：“對于《紅樓夢》這樣一部充滿詩意的作品，我覺得也不能待以冰結的感情或數學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學頭腦，應是熱烈感情的升華。大哲學家、大理論家都是感情豐富的人，隻不過采取邏輯思維的表現形式。因此，對于《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祖國文學遺産，我們不僅要用先進的思想來認識它，還要用熱烈的感情來擁抱它。”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第36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在評論中傾注評論者的熱烈情感，帶着具體的藝術感受進行闡述，是《紅樓夢論稿》的顯著特點。
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的形象，用的是寫詩的筆法，蔣和森對此會心獨賞。他說：“我們民族文化的珍貴遺産，特别是優秀的中國古典詩歌，把風神靈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麗了。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動、多愁善感之中，發散着一種美人香草的韻味和清氣逼人的風格。當她翺翔在那種詩情蕩漾的生活中時，我們就會看到，好像有誰把她從生活中的灰暗、瑣屑、煩擾裡拯救出來，而變得襟懷灑落、鮮活流動起來。”同上，第61頁。因此評論者也禁不住要用詩一樣的語言來加以評論了：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個比朱麗葉還要落後、還要昏暗的時代裡。這個時代已經在中國曆史上停滞了幾千年，而且還要延續好長的時候。一直到五四時代，林黛玉的悲劇，幾乎還是原封不動地在祖國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墳墓與子君的墳墓之間，雖然在年代上有一個多世紀的間隔，但在社會發展的裡程上卻隻有幾步路的距離。
林黛玉沒有沖出大觀園，而子君走出了專制家庭，并且說過：“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這幾步路，以及所說的這幾句話，是用了多少的鮮血和多少的曆史篇幅才提供出來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沒有跳出那一黑暗社會的掌心，最後還是陷于毀滅。
從這裡不難看到，林黛玉的反抗聲音，是需要透過多麼沉重的社會壓力才能發出的聲音！是的，這個聲音，在今天聽來不免顯得低沉，顯得柔弱，這一方面是由于這個少女始終沒有脫去金閨小姐的階級本性，同時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積着太厚的曆史岩層。
不過，從林黛玉的聲音裡，我們終于可以聽出：“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的那樣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将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讓我們為林黛玉燃起熱烈的同情!
讓我們為林黛玉鳴起心裡的音樂!
讓我們通過林黛玉懂得祖國的過去，更懂得祖國的今天和将來!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第92至93頁。
關于薛寶钗，何其芳不否認這是一個頭腦裡充滿封建思想的女性形象，但堅決反對曆來抑钗派宣傳的所謂寶钗奸險、虛僞的觀點。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我們在她身上看到了虛僞，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義本身的虛僞。”同上，99頁。因此在《紅樓夢》思想傾向的判斷上，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上，何其芳的《論紅樓夢》都提出了獨立的看法，後來引起紅學界不同觀點的争議，絕非偶然。對學術探讨來說，一種觀點是否正确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關鍵在于能不能引起人們深入一步的思考，可不可以自為一說。
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初版于1959年，1981年增訂再版，在五六十年代，這是一部很有影響的書。主要是它的細膩的藝術分析和優美的文字撥動了讀者的心弦。作者在“再版後記”中寫道：“對于《紅樓夢》這樣一部充滿詩意的作品，我覺得也不能待以冰結的感情或數學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學頭腦，應是熱烈感情的升華。大哲學家、大理論家都是感情豐富的人，隻不過采取邏輯思維的表現形式。因此，對于《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祖國文學遺産，我們不僅要用先進的思想來認識它，還要用熱烈的感情來擁抱它。”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第36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在評論中傾注評論者的熱烈情感，帶着具體的藝術感受進行闡述，是《紅樓夢論稿》的顯著特點。
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的形象，用的是寫詩的筆法，蔣和森對此會心獨賞。他說：“我們民族文化的珍貴遺産，特别是優秀的中國古典詩歌，把風神靈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麗了。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動、多愁善感之中，發散着一種美人香草的韻味和清氣逼人的風格。當她翺翔在那種詩情蕩漾的生活中時，我們就會看到，好像有誰把她從生活中的灰暗、瑣屑、煩擾裡拯救出來，而變得襟懷灑落、鮮活流動起來。”同上，第61頁。因此評論者也禁不住要用詩一樣的語言來加以評論了：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個比朱麗葉還要落後、還要昏暗的時代裡。這個時代已經在中國曆史上停滞了幾千年，而且還要延續好長的時候。一直到五四時代，林黛玉的悲劇，幾乎還是原封不動地在祖國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墳墓與子君的墳墓之間，雖然在年代上有一個多世紀的間隔，但在社會發展的裡程上卻隻有幾步路的距離。
林黛玉沒有沖出大觀園，而子君走出了專制家庭，并且說過：“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這幾步路，以及所說的這幾句話，是用了多少的鮮血和多少的曆史篇幅才提供出來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沒有跳出那一黑暗社會的掌心，最後還是陷于毀滅。
從這裡不難看到，林黛玉的反抗聲音，是需要透過多麼沉重的社會壓力才能發出的聲音！是的，這個聲音，在今天聽來不免顯得低沉，顯得柔弱，這一方面是由于這個少女始終沒有脫去金閨小姐的階級本性，同時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積着太厚的曆史岩層。
不過，從林黛玉的聲音裡，我們終于可以聽出：“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的那樣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将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讓我們為林黛玉燃起熱烈的同情!
讓我們為林黛玉鳴起心裡的音樂!
讓我們通過林黛玉懂得祖國的過去，更懂得祖國的今天和将來!蔣和森：《紅樓夢論稿》第92至93頁。